憂鬱的都會

（按：本文原刊於《詩潮》第六期二零零二年七月 ，頁50-53。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劉北成重譯的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題目改為《巴黎，十九世紀的首都》。這個新譯本補譯了1935年提綱，並增添了一篇波德萊爾論丹蒂的附錄文章。雖然自己已讀過此書好幾次，但還是發現這個譯本很有助益。此書三度被譯成中文，但到了這一次，華語讀者才總算得到一個看得明白的譯本。

時下研究本雅明的學者，大都只懂賣弄花巧的理論武功，對於其中的歷史向度不聞不問，以至錯漏百出。劉氏以其歷史專業的功底，在翻譯時補充和復原了不少歷史背景資料。相信這個譯本也會像劉氏另一本譯作《規訓與懲罰》，成為文化研究理論的經典中文譯本。）


當天空像蓋子般沈重而低垂，
壓在久已厭倦的呻吟的心上，
當它把整個地平線全部包圍，
瀉下比夜更慘的黑暗的晝光；

當大地變成一座潮濕的牢房，
在那裡，「希望」就像是一隻蝙蝠，
用怯懦的翅膀不斷拍打牢牆，
又向朽爛的天花板一頭撞去；
〔……〕

以上是《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第四首〈憂鬱〉（‘Spleen’）中的片斷。（波德萊爾1994：171）在這裡，大都會被喻作一座鋪天蓋地的大牢房，而詩人則猶如都會的居民，身陷於無望和憂鬱的情緒中，無法開脫。都會和憂鬱連結起來構成了詩語經驗的地平線。正如Cacciari所言，所謂「憂鬱」指的就是都市居民那種對任何事物都感到厭倦、無聊的情緒（blase）。（Cacciari 1993：8）而這也是與波德萊爾（C. Baudelaire）同時代的讀者的普遍特徵。因此，本雅明（W. Benjamin）曾這樣說道：「波德萊爾面對的是讀抒情詩很困難的讀者。《惡之花》的導言詩就是寫給這些讀者的。意志力和集中能力不是他們的特長；他們偏愛的是感官快樂；他們總擺脫不了那種扼殺興趣和接受力的憂鬱。碰上這麼一位向回報最少的讀者說話的抒情詩人真是奇怪。」（Benjamin 1997：109）

要理解這種大都會的憂鬱，便得先理解震驚（shock）和都市居民的生命體驗（Erlebnis）。震驚和生命體驗是本雅明討論波德萊爾的關鍵術語，也是不少本雅明研究者的重要論題。Cacciari便曾在〈大都會〉（‘Metropolis’）中談及這對術語，並向讀者提供了一個理解它們的有效切入點。他認為，齊美爾（G. Simmel）一九零三年的〈大都會與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與本雅明一九三零年代的波德萊爾研究共同劃定了他們這段歷史時期的界限，並指出，本雅明的「震驚」和「生命體驗」這對術語直接源自齊美爾對「感官神經生活」（Nervenlebens）和「理智」（Verstand）的討論。（Cacciari 1993：3-4, 16-17）

在〈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中，齊美爾指出，街道縱橫，經濟、職業和社會生活發展的速度與多樣性，這一切都把都會的精神生活與鄉鎮的生活徹底地區分開來。與都會這個建立在各種各樣差異和多樣性的機體組織相比，鄉村的生活節奏與感性精神面貌（sensory-mental phase）更緩慢地、更慣常地、更平坦地流溢而出。在這一對比中，都會精神生活的「理智」特點便變得可以理解。齊美爾認為：「為了適應變化以及各種現象的比照，理智並不需要任何衝擊和內部劇變，它只是利用這些劇變使得更保守的心理狀態可以適應都市生活的節奏。都市人－－當然他 / 她以成千上萬的變體出現－－發展出一種器官來保護自己不受危險的潮流與那些會令他 / 她被徹底毀滅的外部環境的威脅。他 / 她用頭腦代替心靈來做出反應」。所謂「感官神經生活」指的正是都市中充滿刺激和變化的生活。而相對於鄉鎮居民建基於傳統穩定節奏的「感性精神面貌」，都市人則在變動不居的環境中發展出一種以理智和頭腦為中心的防衛網，以抵禦都市生活的巨大破壞力對個體生命的侵害。但另方面，對都市現象的反應亦使器官變得麻木，產生都市人「厭倦」（blase）的心理癥狀。（Simmel 1971：325-326）

齊美爾的論述構成了一個參照系，使我們得以對一系列本雅明提出的術語作一清晰的界定。相應於「感官神經生活」，本雅明的「震驚」意謂人的生命機體在都市生活中所承受的來自外界的猛烈刺激；而「生命體驗」則相應於齊美爾的「理智」意指意識的屏幕（screen）在擋隔震驚以保護個體時所存留下來的記錄。因此，本雅明這樣描述生命體驗產生的過程：「這種防範震驚的功能在於它能指出某個事變在意識中的確切時間，代價則是喪失意識的完整性；這或許便是它的特殊成就罷。這是理智的最高成就；它能把事變轉化為一個曾經經歷過的瞬間（Erlebnis）。」因此若沒有理智的思考，生命體驗除了是一種突然開始即被立刻打住的震驚感覺便甚麼也沒有。由於意識的防範作用，每一事件中所包含的豐富「經驗」（Erfahrung）根本無法被保存下來。而「經驗」相應於齊美爾的「感性精神面貌」則只能是鄉鎮生活以及都會形成之前的歷史環境的產物。對於這一點，本雅明可以說是心中有數。他便曾指出：隨著訴諸個人感性「經驗」的說故事形式日益為訴諸感官的新聞報導所取代，經驗貧乏的時代也隨之到來。（Benjamin 1997：117, 112-113）

在本雅明看來，「震驚」對於波德萊爾的人格具決定性的意義，他並以此重釋〈太陽〉（‘Le soleil’）一詩：（波德萊爾1994：193）

沿著古老的市郊，那兒的破房
都拉下了暗藏春色的百葉窗，
當毒辣的太陽用一支支火箭
射向城市和郊野，屋頂和麥田，
我獨自去練習奇異的劍術，
向四面八方嗅尋偶然的韻律，
絆在字眼上，像絆在石子路上，
有時碰上了長久夢想的詩行。
〔……〕

本雅明認為波德萊爾這一「鬥劍」的形象意味著他已把「震驚」置放在其藝術作品的中心。他並指出：「波德萊爾的精神自我和肉體自我力求回避震驚，不管它來自何方。震驚的防衛以一種搏鬥的姿態被圖示出來。」（Benjamin 1997：117-118）但必須注意的是，本雅明研究波德萊爾，其目的不是單純地要把波德萊爾定名為一個都市詩人；相反，從這個被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商品世界異化了的抒情詩人的目光出發，本雅明希望能重新閱讀巴黎這個十九世紀的都城，並重新發掘出資本主義的原型現象（ur-phenomena）。

Cacciari認為，大都會是一個在社會關係理性化進程中被預先設定下來的普遍形式，它是所有社會關係理性化、並進而是生產關係理性化的一個階段。雖然齊美爾和本雅明都同樣把自己的視線移向這一理性化過程，但這同一個過程卻分別在兩人的理論構想中產生了不同的意義。「對於齊美爾來說，它是現代存在的決定性時刻；而對於本雅明，它則進一步是作為一種社會結構的資本進行支配統治的時刻。」（Cacciari 1993：4）

依據Cacciari的闡釋，齊美爾把「理智」視為「感官神經生活」自然發展的結果，並將這一過程理解為一個全面的「精神實現過程」（the process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eist）。（Cacciari 1993：4-5）因此，齊美爾把大都會同時是金融中心的現象視為貸幣經濟與「理智」統治內在地聯結在一起的明證，亦即「精神實現過程」的明證。他認為，在都會裡，不同利益的群體必須把他們的關係和活動統合在一個高度複雜的組織中，而當不同的群體聚集在一起時，精確的計算便顯得非常重要。這樣一來，「現代精神變得越來越精於算計。貸幣經濟所引起的現實生活中的精確計算與自然科學的理想相一致，亦即將整個世界變成一個算術問題，以數學公式來安置世界的每一個部分。」在齊美爾的構想中，現代文化的發展是以一種「客觀文化」作為其基礎的。這種「客觀文化」的發展使人類社會演變成「大都會」這樣一個由各種事物和力量構成的龐大組織，它割裂了個體與進步、靈性和價值的連繫，並把個體轉換成組織中的一個齒輪。（Simmel 1971：326-328, 337）

但可惜的是，雖然齊美爾已發覺到大都會精神生活的這一非人格化傾向，但他卻始終認為大都會是個體擺脫政治、土地、行會和宗教領袖束縛，以爭取自由和實現自身獨特性的基本條件。（Simmel 1971：338-339）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談論齊美爾和本雅明的分歧。不同於齊美爾把大都會中否定和矛盾的因素不斷綜合和化約成一個單一的邏輯，本雅明則透過波德萊爾這個在商品異化世界中打轉的憂鬱者的目光，把「大都會」轉換成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綜合象徵，並把被齊美爾所掩蓋的否定因素重新解讀成階級矛盾的各種象徵符號。（Cacciari 1993：16）比如，他把遊樂場中的機動遊戲與在工廠中將一批批工人「訓練」成非技術勞工的機器工作相比照，指出：「遊樂場用碰碰車和其他類似的娛樂為人提供的不過是一種訓練的滋味而已，非技術勞工在工廠中便必須服從這種訓練」。另外，他亦透過解讀〈賭博〉（‘Le jeu’）一詩，把賭徒在賭桌上進行永無休止的賭博的空洞時光闡釋成一種無限重覆的地獄時間，並指出：「一切周而復始正是遊戲規則的觀念，就像幹活拿工資的觀念一樣。」但諷刺的是，在十九世紀，賭博才剛變成一種資產階級的股票娛樂，到了一九三零年代，賭博卻已成了「時髦生活以及在大都會底層無處安身的千百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換言之，我們早已身處於無窮無盡的地獄時間中。（Benjamin 1997：132-133, 134-137）

如果我們這些都市居民透過「生命體驗」所認識到的世界是一個安全的夢境世界的話，那麼本雅明的波德萊爾以其憂鬱的目光看到的則是，「理智」和「生命體驗」本身便已是一部使不同的個體步向「異化」狀態的巨大裝置。而憂鬱作為一種都會的癥狀，它所指涉的則是一種異化狀態下的無望感。安逸的夢境本身不過是地獄，文明的運作邏輯是最徹底的野蠻。這樣一來，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波德萊爾的〈虛無的滋味〉（‘Le gout du neant’）：（波德萊爾1994：176）

我從上空觀看這圓滾滾的地球，
我不再去尋找一個藏身的處所！



引用書目：

波德萊爾（C. Baudelaire）。1994。《惡之花．巴黎的憂鬱》。錢春綺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Benjamin, Walter (1997), Charles Baudelaire, trans. Harry Zohn, London, New York: Verso.
Cacciari, Massimo (1993), Architecture and Nihilism, trans. Patrizia Lombardo,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mel, Georg (1971),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ed. Donald N. Levine,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