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文學，或不為「承認」的鬥爭

本文已發表於《文化研究月報》第五十三期
http://www.cc.ncu.edu.tw/~csa/journal/53/journal_park415.htm

給聖勳，因為他深切體會到用粵語發聲的不可能性

「我必須承認我在自己的國家裡，儘管付出了一切努力，還是聽不懂你講的那種語言的一個詞。」（陳永國編2003：127；Deleuze & Guattari 1986: 94n25）對於一個在香港長大，自小以粵語閱讀、寫作、誦讀和學習中文的學生來說，這句話無疑是感人的。問題不是你最終能否講得一口流利的國語，而是你從一開始便被拋進一個陌生的語言環境中，了解到，國語的同一性是根本不可能的。你會用粵語誦讀中文文章，但你很清楚，你正在閱讀和寫作的文字根本不應該用粵語來誦讀。沒有人會承認一種以粵語發音的中文，它打從一開始便只能是一個畸形兒，被判定是不合法的。於是，我們面對的是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的少數文學（minor literature）的第一個特徵：語言的解域化（deterritorization of language）。

德勒茲和瓜塔里是這樣描述卡夫卡（F. Kafka）這位布拉格的猶太人所面對的語言解域化狀況的：不可能不寫作，不可能用德語寫作，但又不得不用德語寫作。不可能不寫作，因為不確定的或受壓迫的民族意識惟有借助文學手段才能存在。不得不用德語寫作，因為布拉格的猶太人感到，他們跟原始的捷克地域之間隔著一段無法化約的距離。不可能用德語寫作，因為這個被壓迫的少數族群生成了一種區別於德語多數群體的語言變體，他們所說的德語就像一種「書面語」（paper language）或人工語言。這就是德語人口本身的解域化。（Deleuze & Guattari 1986: 16-17）當香港學生不得不以標準中文書面語寫作，但又只能以粵語在心頭誦讀自己寫出來的文字時，他?她所面對的難道不正是這種尷尬的語言解域化狀況嗎？

德勒茲和瓜塔里提了兩種推進語言解域化的方向：一是人工豐富這種德語，通過各種手段使其膨脹，如象徵主義、夢囈、神秘意義和隱蔽能指等手法。一是選擇採納布拉格德語本身，採納這種貧乏的語言。由於這種語言枯燥無味，那便使它發出新的強烈顫音。它把一種純粹的強化語言運用，跟所有象徵和意指性的語言用法對立起來。語言達到了一種完善的和非形式的表達，一種物質上強化的表達。如此一來，這種貧乏的語言在解域化的方向中，走得比象徵主義式的人工豐富德語更遠。這種貧乏的語言把德語推至克儉和拘謹的語言狀態。（Deleuze & Guattari 1986: 19）誠如德勒茲和瓜塔里所言：「他（指卡夫卡）把句法變成呼喊，讓那呼喊包容這種乾枯的德語的嚴格句法。他將把它推向文化和神話都無法拯救的解域，那將是絕對的解域，即便緩慢、僵化、凝結。緩慢而循序漸進地把語言帶到沙漠。為了呼喊而使用句法，給予呼喊一種句法。」（陳永國編2003：126；Deleuze & Guattari 1986: 26）

這種把語言一點點推進乾枯的沙漠的解域過程，正好是香港年青女作家韓麗珠小說語言的最大特色。我們只要隨手在她的小說中抽出一兩段文字，都能發現這種語言特徵：

我在樓梯間碰到認識的人，雖然不認得他的臉，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但那確實是跟我同在那個工作間共事的人。他在抽煙，同時仔細讀著垃圾箱上的舊報紙。從氣窗透進來的一點光線，可以看見飄浮在空氣中的塵埃。煙味、濕氣和垃圾的味道，混合成樓梯間的氣味。(韓麗珠2004：01.11)

待我進了入了學校，一天的大部份時間都必須在那裡渡過，那裡有好奇和尋根問柢的老師。K就開始訓練我說故事的能力，她說：你的母親已經去世，在內地去世了，是很多年前的事，因為你當時年紀太小，印象已相當模糊，無法說清楚。而我是你母親的妹妹，你寄居在我家裡。說完，我像她那樣，開始仔細、一絲不苟地預習，以確保在陌生的觀眾面前，演出毫（無）破綻。(韓麗珠2004：01.15)

論者在討論韓麗珠時，一般都會把她小說的疏離感和荒謬感拿來，跟卡夫卡和殘雪的小說相比較，但卻鮮有論者發現她在語言運用上跟卡夫卡的可比性。她的句子就如卡夫卡所說的：「我寫的每一個詞幾乎都與下一個詞相左，我聽到輔音沉重地相互摩擦，元音則像吟唱表演中的黑人一樣伴唱。」（陳永國編2003：122；Deleuze & Guattari 1986: 23）

少數文學的第二個特點則是，在這個領域中的所有元素都跟政治直接相關。不同於主流文學，少數文學的狹小空間迫使每個個體的隱私都直接跟政治相關聯。個體的關懷因此成了必要的、不可或缺的、被放大了的元素，因為這種關懷跟另一個完整的政治故事產生了共振效應。在這裡，我們可以引用香港著名基層詩人鄧阿藍的詩歌〈飄落〉來加以說明：

陰天望出木窗外　飄飄的一點點
急忙叫趕收衣裳　走近殘舊的晾衣架
老妻回說沒有雨落　我才看見
飄落的只是灰塵
瞬間浮塵吹入了　衰退的眼睛裡
飄飄　落落
飄飄　落落
天台灰塌塌的木屋前　地盤上的新樓建築著
飄飄　落落
飄飄　落落　呀　呀　呀　飄落
（鄧小樺編2005）

這只是一個很平凡的日常生活故事：敘事者我以為外面下雨了，急忙催促老妻，收起正在晾曬的衣裳，但定神一看，卻發現眼前的雨點竟是從近旁建築地盤飄過來的塵埃。這裡值得注意的是，詩中的「天台木屋」指的是低下階層小市民在住宅大廈天台違法搭建的木屋。本來是夫妻之間再平常不過的日常生活點滴，卻在詩中跟城市發展和基層市民的居住權利等政治故事直接連繫起來。

少數文學的第三個特徵則是，在這個領域裡的所有元素都被賦予了一種集體價值。因為在少數文學的領域欠缺天才的大師，所以這種文學便能孕育出一些有別於大師文學的構想；如此一來，每位作者的個人言說都匯聚到一個共同的行動裡。政治滲入到少數文學中的每一個陳述。[1]「而最重要的是，由於集體或民族意識『在外部生活中往往是消極的，總是處於崩潰的過程中』，所以，文學自身積極地肩負起集體甚至革命表達的角色和功能。」正是文學促進了一種積極的團結，並以此取代懷疑猜忌。少數文學作家若身處邊緣，被完全排除於脆弱的共同體以外的話，他 / 她便更有可能表達出另一個可能降臨於人世的共同體，並為表達一種另類意識和感性，創造出相應的表達方法。（Deleuze & Guattari 1986: 17）

這難道不正是香港七一遊行的論述模式嗎？香港七一遊行的一大特色是，一向被視為犬儒和政治冷感的香港人，竟突然走上街頭要求民主選舉和直接的政治參與權。只要在示威的人群中稍稍留意一下身邊的無名群眾自製的標語，我們便不難發現，七一遊行式的街頭政治空間，實際上也是一個藝術創造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正因為大師根本不存在，參與到運動中的每個個體都最大地發揮了自己的創造性，而他們的創造最終則被重新融入到一個共同的政治行動中。事實上，在近幾年類似於七一遊行的街頭抗爭中，整個集體遊行的空間都被轉換成一個巨大的行為藝術空間。譬如在剛過去的一二．四遊行中，有一個極其動人的場景：當天，部分遊行群眾由於不滿警方只開放三條行車線給遊行隊伍，他們便自行突破警方的封鎖，跑到其餘的行車線前行。於是，正在那些行車線上行駛的巴士和電車都被迫停下來，讓群眾通過。當時，人潮和平地在這些停下來的交通工具旁邊流過，一切日常運作都在這一刻突然停頓。在這一刻，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超越於立法和護法的世俗暴力之上的「神的象徵性暴力」，赫然展露於我們眼前。

換言之，從少數文學的角度來看，在兩岸三地的政治關係中，香港式的政治抗爭可能是一個例外，因為它的指向跟對國家主權的政治性爭奪毫無關係，相反，它在某個時刻更接近於一種逃逸的政治，或者可以換個方式說，稱它為「不為『承認』的鬥爭」。但我並不打算把這種抗爭提昇到較為超然的位置，畢竟任何形式的抗爭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沒有高下之分。我只希望簡單地指出，若沒有德勒茲和瓜塔里的少數文學和少數政治的理解視野，我們根本無法理解香港現時的文化和政治抗爭狀況，縱然這些抗爭只是曇花一現的、微不足道的偶然爆發。我也不希望說，這種抗爭方式是香港獨有的，因為當移民的混雜狀態開始成為我們時代的核心特徵時，當西雅圖事件以其創生性的標語口號開始把全球的少數政治主體集結起來時，我們又怎可以說少數文學的特徵是某個地區所專有的呢？

引用書目：
Deleuze, Gilles & Guattari, Felix. (1986),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陳永國編。2003。《遊牧思想：吉爾．德勒茲、費利克斯．瓜塔里讀本》。長春市 : 吉林人民出版社。
鄧小樺編。2005。《土豆詩燴：反思世貿及全球化》。香港：學聯社運資源中心。
韓麗珠。2004。《寧靜的獸》。香港：青文書屋。

註釋：

[1] 一個關於卡夫卡的家喻戶曉的故事是，他的朋友布洛德（Max Brod）在安排出版其遺作時，大量改動了原作中奇怪的句法和標點方式。卡夫卡這位不稱職和令人尷尬的「大師」有力地例證了德勒茲和瓜塔里提出的少數文學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