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沉默裝置（節錄）

本文乃專為《中大四十年》紀念文集（中大學生報，2004年4月）而作，全文網上版見以下網頁：

http://www.geocities.com/cu40super/articles/cu401020.txt

去年（按：即2002年）八月下旬，中大迎新營的籌備委員在迎新營活動中號召參與的新生呼喊淫穢口號的事件，彷彿是今年中大四十周年校慶紀念的醜聞式預演，提前迎接校慶的來臨。如果說這是一件「事件」，那麼這肯定是一件利奧塔（J. F. Lyotard）式的「事件」（event），換言之，它的出現標誌著幾種不同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s）或敘事（narratives）之間已發生了無法解決的衝突。對於這一衝突或「事件」，牽涉其中的任何一套語言遊戲或敘事均無法作出完滿的解釋或佔據主導詮釋的位置，以至於這些相互迥異（differend）的語言遊戲或敘事都在這一事件中暴露了它們各自的局限。實在點說，這次中大迎新營事件把社會主流的性道德、大眾傳媒文化、通俗色情文化和大學機構文化等不同的文化邏輯牽扯進一個漩渦之中，最終使這些文化邏輯各自不同的界限在碰撞和磨擦之中顯露無遺。因此，若要認真探討這一事件的意義，我們至少不能略過上述任何一種文化邏輯，或者可以反過來說，要真正了解這些文化邏輯或語言遊戲的運轉狀況和理路，中大迎新營事件是最好的切入點。從這角度出發，本文希望籍此深入探討由這些不同的文化邏輯所共同構作而成的我們整體社會的「沉默裝置」。

一、淫穢與友誼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主體生產儀式，大學迎新營的一個主要功能是為參與者提供一種團結感，把參與的個體詢喚（interpellate）進「大學生」這一意識形態主體位置中。正如梁文道所指出的，迎新營「往往在大學生的生涯之中起著一個儀式性的作用，它的目的是在數天之內把一幫中七學生轉換成一群大學生。」他認為：「迎新營在賦予新生們一個新身份的同時，常常還伴隨著一個『會籍』（membership）。……而所有這些會籍的取得，都透過『認同』和『排拒』兩種程序的操作。」（梁文道2002）但問題是，如果模塑一種「大學生」主體位置或身份認同真的是大學迎新營的主要功能的話，為何這次迎新營事件的參與者要以淫穢笑話和口號來營造這種認同感？難道他 / 她們會以為「大學生」的身份認同跟淫穢笑話有什麼關係？

在對這次事件的後續討論中，論者都必定提及通俗色情文化和淫穢笑話的問題。但一貫的論調都不過是以社會主流的性道德對事件的參與者大加討伐，其論點不是媒體中的通俗文化毒害青少年，便是現今的大學生質素低落每況愈下，最終得出來的結論當然亦不過是「世風日下，道德淪亡」八個大字，可以說無甚高論。雖然這次多了一些新指控，如不尊重女性、歧視性工作者、兩性平等意識薄弱等，但可惜的是，這些時髦的指控卻始終沒有脫離主流性道德的意識形態框架和局限，[1]既沒有對淫穢笑話這一文化現象作出認真的分析，更遑論對參與於事件中的學生的社會和文化處境作深入的探討。[2]在一篇評論中，葉蔭聰估計，對這次事件的反應，「『最激進』者可能只是性學權威出來大罵社會性壓抑、性恐懼。」（葉蔭聰2002）但遺憾的是，直至現時為止，在筆者讀到的報導和報章評論中，竟然連這種聲音也找不到。

事實上，在眾多討論中，只有葉蔭聰的〈藏在「淫穢」中的認同危機〉一文認真論及淫穢笑話這一文化現象。在該文中，葉蔭聰借用斯洛文尼亞籍的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學者齊澤克（Slavoj Zizek）的理論，談到淫穢語言和團結的關係。他指出：「齊澤克承認淫穢的內容侮辱了女性，但若只停留在以道德壓人的批判方式，則沒有看到言語的形式如何在社會現實中的運作，它是覆蓋在種族矛盾上的外衣，因此，其意義不在內容，而在具體的語言運用處境之中。」（葉蔭聰2002）亦即是說，若要深入探究這次事件的文化意義，問題的重點不在淫穢語言的內容是否侮辱了女性，而在於淫穢語言形式這一癥兆（symptom）的運作邏輯。

在文章裡，葉蔭聰回憶一九八零年代末他曾參與的迎新營的情況，說道：「直至八十年代末，迎新文化仍集中在書院認同，加上仍殘留的少許大學生使命感，所以會邀請學生會、傳媒界、民主派來討論人權與民主……，中間只會夾雜少許無聊的笑話或口號」。依據這一經歷，他進而以問句的形式推論道：「到了今天，甚麼教育理想、大學生自命的精英的認同感、社會政治議題的討論是否已煙消雲散，所以才剩下分享大眾文化裡的『淫穢』來取得團結？」換言之，藏在大學迎新營的「淫穢」文化中的不是甚麼，正是一種身份認同危機。而在我們當下新的社會轉變中，缺乏自我認同、自我表達語言的，除了我們的大學生以外，還有我們的知識份子、大學教師、大學高層和政治精英們。（葉蔭聰2002）葉蔭聰的分析無疑切中問題的要點，但（可能礙於文章篇幅問題）他卻沒有進一步探討他所說的「認同危機」的實質內容。

葉蔭聰在這篇文章中所借用的齊澤克的論點，來自齊澤克專為《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中文版所寫的序言。在這篇序言中，齊澤克談及一件發生在南非的軼事：在以前南非發生的一次反種族隔離示威中，一群白人警察奮力驅趕黑人示威者，其中一人手持警棍，緊緊追逐一位黑人女士。怎不知，那位女士竟然跑掉了一隻鞋；但那名警察想也沒想，便遵循了「禮儀」，檢起了鞋子還給了她。此時此刻，兩人交換了目光，都意識到了這種情形的空虛無聊。在經歷了這一禮儀性姿態之後，即是說，在把那隻鞋子交給那位女士並等她穿好以後，警察已經不再可能揮舞警棍繼續追擊她了。於是，警察彬彬有禮地向她含首致意，然後轉身離去。（齊澤克2002：3）

我們一般會把這個故事的寓意理解為，警察如何在一瞬間良心發現，天賦善良如何戰勝了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後天訓練云云；但齊澤克卻認為：「恰恰相反，就其全部或然性而言之，從心理狀態上看，這位警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種族主義者。在這裡，真正大獲全勝的只是他在禮節方面接受的『皮毛』訓練。」因此，在此真正能突破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不是甚麼良心或人性，而是那位警察無意識的禮儀性反應。換句話說，白人警察和黑人女士事實上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社會–象徵世界（socio-symbolic universes）中，雙方沒有進行直接交際的可能。而警察在這一瞬間的禮儀性反應就像一隻來自某個奇異世界的手，伸向了另一個日常現實之中，推翻了「日常現實」中隔離了兩個世界的象徵屏障。（齊澤克2002：3）

但齊澤克認為要鞏固這一神奇瞬間所帶來的成果，不能依賴高雅文化，相反，我們必須進一步做的事情是諸如分享黃色笑話之類的猥褻之事。就此，他舉出了一段軼事以作說明：在前南斯拉夫，到處都流傳著有關不同種族的笑話，這些笑話頗具特色，如蒙特哥尼羅人總是懶得出奇，波斯尼亞人總是愚蠢不堪，馬其頓人總是賊性難改，斯洛文尼亞人總是吝嗇成性等。但耐人尋味的是，自一九八零年代末以來，隨著民族關係的日益緊張，這些笑話日漸衰落。在一九九零年代，隨著民族對抗的加劇，這些笑話更完全銷聲匿跡。齊澤克認為這些笑話，特別是那些描述不同民族相遇時鬧出的笑話，與一目了然的種族主義無關，而是「友誼與團結」這種現實存在的重要表現形式。換言之，在種族矛盾嚴重的地方，共享的黃色笑話非但沒有被用來充當排斥「非我族類」的工具，相反，它更是被用來包裹業已存在的象徵契約的最小值。因此，為了確保眼前的團結，僅靠共同體驗高雅文化是不夠的，我們還得與他者交換淫穢快感，這確是令人尷尬的癖好。（齊澤克2002：3-4）

但種族衝突跟中大迎新營事件又有何關係？事實上，只要我們把當下香港勞動市場中相互競爭和分化的個體關係置放在齊澤克理論中種族衝突的位置上，便不難發現他所談論的種族關係問題跟我們社會中的個體關係問題都依循著同樣的邏輯運作。換言之，中大迎新營事件這一我們社會的癥兆正指示著一個我們社會的嚴重問題：我們社會勞動市場中的個體敵對狀況絕不遜於巴爾幹半島地區的種族敵對狀況，以至於我們的大學生之間要以交換淫穢快感來維持他 / 她們至低限度的「友誼和團結」。

讓我們重頭說起。中大迎新營事件爆光以後，社會齊聲討伐，其中一種評論觀點牽扯上香港當下的經濟狀況。譬如《香港經濟日報》在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日的社評中有這樣的論調：

面對經濟轉型之痛，不單香港，世界各國都想方設法，維持競爭力。……當大家勒緊褲頭時，都寄望下一代，可傳承港人的刻苦耐勞，靈活「食腦」的精神。現在的大學生，多在八十年代中後期成長，當時香港正處富裕階段，家庭經濟環境良好，有點像溫室的花朵，但公眾期望是在溫室的環境下，能培養更好的品種，他們有更聰明的腦筋、更健康的體魄，更多元的技能，更廣闊的視野，下一代的港人及香港可青出於藍。然而，這些大學生卻把腦汁及創意，放在設計低俗色情口號上，難怪不少社會人士感到失望，有些更非常憤怒。 [3]

這種論調把現在的青少年和學生視為不識世途險惡的受保護動物，並以「歷盡滄桑」的長者身份對「無知」的後輩曉以大義，似乎很有道理。但問題是，在這一脈絡之中，這些年輕人真的這麼「無知」嗎？遺憾的是，情況恰恰相反，如果以「刻苦耐勞，靈活『食腦』」這種市場競爭標準來衡量，這群懂得以淫穢笑話製造認同感的學生可能比很多年長者更清楚我們社會的遊戲規則，至少他 / 她們懂得順應迎新營文化的「市場邏輯」，為迎新營的新生「度身訂造」「合脾胃的」「娛興節目」。事實上，我們的大學生很清楚自己將會踏上甚或已經踏上的坎坷路途，他 / 她們很清楚，在自己將來投入的勞動市場中甚或在自己現在的學習中，身邊的同學都是最實在不過的敵人，而這亦正是葉蔭聰所說的「認同危機」的根源。

過往的大學生是「天之驕子」，根本不需要擔心自己的前途，他 / 她們自然也不會出現身份認同的問題；如今時移世易，大學生身在校園之中便已需要考慮如何令自己得以在非人和惡性競爭的勞動市場中獲勝。因此，在同學等如敵人的環境中，唯一能讓他 / 她們繼續維持最低限度的「友誼和團結」的臍帶，可能便只剩下淫穢的笑話。換言之，問題不是我們現在的大學生越來越「淫賤」，而是我們的社會正在一步一步走向一個非人的生存環境。而當我們的衛道之士高呼他 / 她們的道德口號以賺取文化資本之際，恐怕得先靜下來想想：如果我們連淫穢的笑話這最後一條「友誼和團結」的臍帶也剪掉，我們的社會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社會？


註釋：

[1] 事實上，要把淫穢語言從我們的社會中根除根本不可能，除非我們希望把這個社會改造成一個像醫院般「清潔」的集中營。因此，面對這次事件，真正激進的女性主義者不應以衛道之士的身份譴責事件參與者們缺乏性別平等意識，而應進一步質問我們的社會甚至我們自己，為何沒有生產或創造出一些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的黃色笑話？為何我們社會的通俗和淫穢「資源」如此貧乏？
[2] 對這次事件有較深入分析的評論文章包括梁文道的〈這是反動，不是反叛〉、葉蔭聰的〈藏在「淫穢」中的認同危機〉、杜家祁的〈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和馬國明〈擊碎大學殘留的博雅門面〉等數篇。
[3]〈大學生低俗 怎當「精英」〉《香港經濟日報》2002-8-30，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