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的希望－－〈我城05〉初探

（本文已發表於李筱怡編：《i-城志》。香港：香港藝術中心 & Kubrick，2005。）


一、《我城》的想像空間

粗略翻閱一下解讀《我城》的眾多評論文字，不難發現，這部在1979年首度結集成書的另類「連載小說」，已然成為香港好幾代文化人的集體記憶。無論是何福仁、黃繼持、陳清僑，還是董啟章，這些不同年紀、分屬不同輩代的作家、評論家和學者，都不約而同把閱讀《我城》理解為一次啟蒙式的文學閱讀經驗。黃繼持甚至在〈西西連載小說：憶讀再讀〉中斷言：「好在西西的小說除非你一遍也不能終篇，否則你必會一遍又一遍細讀。閱讀西西，也就等於再讀西西。」循此，我們不妨借用陳清僑的術語，把《我城》解讀成西西以文字織就的「文化想像」空間，這個空間為好幾代的香港文學讀者提供了一片難得的詩意棲居之地。

如今，我們若能回過頭來，細心審視《我城》的接受史，一個突出的現象便會躍現眼前，即這部小說的空間意識一直都是它的評論者和研究者的共同話題。1988年，何福仁寫了〈《我城》的一種讀法〉，在這篇文章中，他嘗試借用中國手卷的移動視點，闡明《我城》的移動式敘述手法。其後，黃繼持更進一步借用「小說形式空間化」之論，挑明《我城》與西方現代主義小說之間的文學姻緣。及至陳清僑的〈論都市的文化想像：並讀西西說香港〉，《我城》更被理解為「一幕幕跳躍而流動的都市併圖」，成了「港式都市動力的特殊形式世界」。在陳清僑的閱讀視界裡，《我城》這個以文字築造的小說世界，不再囿限於文學的領域，被重新理解為香港都市文化脈絡中獨特的空間想像。無論是中國手卷移步換景的流動空間，還是小說形式的空間化，又或是都市空間的文化想像，西西的《我城》之所以會令讀者一而再、再而三，從不同路徑重新返回這片詩意棲居之地，箇中因由大概跟這個想像空間的構築方法不無關係。

意大利當代思想家拉扎瓦多（Maurizio Lazzarato）曾經劃分出兩種不同的文化範式，即事件範式（paradigm of the event）與再現範式（paradigm of representation）。他認為，再現範式建基於「主體–作品」的範式之上，於此，形象、符號和陳述均具備再現客體和世界的功能。而事件範式則恰恰相反，形象、符號和陳述不被用來再現任何事物，而是用來創造各種可能的世界。換言之，在事件範式裡，形象、符號和陳述都把自身的力量投入到讓潛在的世界得以孕育成形的創生性事件之中。如果要將西西的《我城》劃歸其中一個範式，它肯定屬於事件範式。

何福仁便曾指出：「《我城》的空間，不止是自然地理上的空間，也同時是心靈的空間。」在《我城》裡，西西以其層出不窮的陌生化手法，擺脫了枯燥的再現法則，築造了一個能讓各式各樣潛在世界得以孕育成形的創生性空間。這個猶如母體般具備強大生產力的空間，一再蠱惑著《我城》的讀者，叫他們頻頻反顧，每一次都希冀在這個母體裡瞥見一個新天新地。正是在這個事件式的創生性空間裡，對《我城》的「重寫」才不致流為毫無意義的「重複」。

二、潘國靈與「輕」的政治

在《我城》的結尾，阿果把電話線安裝好後，提起電話的聽筒，撥了一個電話給一個不相識的陌生人。經過一輪對話後，阿果敘述道：「我不知道聽筒那邊的聲音是誰的聲音，陌生而且遙遠，但那聲音使我高興。電話有了聲音，電話已經駁通，我的工作已經完成。」黃繼持以其敏銳的批評觸角，點出這一結筆可用來例證西西式「雙向對話」的寫作範式。換言之，毫無阻隔的「雙向對話」決定了《我城》的創生性空間的運作模式。但與此恰恰相反，在當下到處都充斥著兩極分化現象的香港社會裡，兩篇〈我城05〉的大前提不再可能安置在毫無阻隔的「雙向對話」上，它們必須尋找另一個支撐起整個寫作空間的支點。潘國靈和謝曉虹兩個不同版本的〈我城05〉一輕一重，各自依循自身不同的筆調，演譯出他 / 她們各自心目中不同的「我城」。然而，有趣的是，縱然二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重寫「我城」，但他 / 她們都不約而同回到「七一事件」這一標誌性的政治事件上。潘國靈以「七一事件」開筆，謝曉虹則以「七一事件」作結。「七一事件」作為一次具創生性的政治事件，取代了西西式的「雙向對話」，分別從不同方面制約著潘氏和謝氏的寫作實踐。

「七一事件」的一個突出的悖論是，它竟以嘉年華會的狂歡模式，達成了一個原本以為無法達成的政治目標－－反廿三條立法。對於這一政治事件的悖論邏輯，潘國靈無疑有相當的了解。在他的小說裡，有這樣的一段：

每個人今天到來，都有不同原因。有的可能見今天風和日麗，又是假日，就來湊熱鬧集體行街，當參加一場普天同慶的嘉年華會。有的叫高官滾蛋，平日官字兩個口，如果齊聲喊起來，聲浪恐怕就要由維多利亞海傳到中南海了。

我們不妨說，「七一大遊行」正好以一種輕鬆的嘉年華形式，達成了一個沉重的政治任務。正是從這一有關輕和重的悖論組合那裡，潘國靈獲得了一種擺脫西西的政治局限性的寫作形式。

董啟章曾批評道，《我城》以陌生化的手法所創造的「零度經驗」只有利於創造性的閱讀，卻不利於對問題的深入反思。他舉了幾個在《我城》中曾經談及的社會問題，並指出小說對這些社會問題「傾向感憂的呈現多於思考的驅動」。在潘國靈的〈我城05〉裡，我們不時都能發現緊緊跟從和化用西西寫作模式的地方，尤其是他那種輕快而跳躍的筆調和節奏。然而，「七一事件」式的悖論政治邏輯的引入，卻使他超越西西那種點到即止式的社會和政治討論，能以輕快的筆調對社會和政治的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比如小說第三節對「上街」和「行街」這兩個港式日常用語的重新定義，表面上是對這兩個用語的調侃式討論，但我們若能細意咀嚼這節文字，卻又不難發現，這一討論一方面寄寓著對消費社會的意識形態批判，另方面又包含著對街道作為公共空間甚或「民眾對抗強權的據點」的深刻理解。

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討論輕重問題的講稿中曾經指出，作家所面對的外部世界是一個正在變成石頭的世界。對於作家來說，這個外部世界非常沉重，充滿著惰性和不透明性。如果哪個作家找不到克服這個世界的石頭化過程的辦法，外部世界的沉重特性便會立即反映在作家的作品裡。因此，作家應該改變方法，以另一種邏輯、另一種認識與檢驗的方法，重新觀察這個沉重的世界，致使各種輕的形象得以在作品的空間裡重新展現出來。潘國靈以其〈我城05〉的寫作實踐力證卡爾維諾這種「輕」的寫作傳統並不必然指向對現實的迴避，相反它可以像七一大遊行般，以嘉年華式的輕快心境，面對沉重的外部現實。換言之，「輕」的策略是一種否定的策略，在這種寫作實踐裡，作家透過否定沉重的現實，把現實轉化成各種各樣輕的形象，如此一來，我們心中那份微弱的救贖希望便不致被沉重的現實壓壞。

三、謝曉虹與細節的重量

如果說潘國靈隸屬於「輕」的傳統，那麼，謝曉虹透過對余華和殘雪的小說語言的襲用，則無可避免地向「重」的傳統傾斜。謝氏以沙士事件、教育改革問題、新移民問題和七一大遊行等香港近年的社會現象和事件作為藍本，透過一點一點的細節堆疊過程，在〈我城05〉裡構築起她的「I城」。隨著小說的開展，你會發現「I城」就像一堆被胡亂堆砌在一起的、搖搖欲墜的積木建築。在「I城」這個細節的廢墟中，鬆散的建築似乎隨時面臨崩塌的危機，然而當你打算對它進行拆卸重建的時候，你又會絕望地發現，人、事、物之間各種各樣的細節堆疊彷彿已然形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鐵籠，對此，你根本無從入手。這是一個典型的卡夫卡（Kafka）世界。正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指出的，卡夫卡的人物要粉刷一道牆，就像要使遠古洪荒世界動起來般需要巨大的精力。在這個世界裡，各種各樣細節的加插不斷增加這個世界的負荷，以至你根本無法在其中獲得喘息的機會。

然而，謝曉虹對細節的執迷並非簡單地指向一個毫無目標的堆砌過程，相反，她在小說中對細節的精細編排和組織，則明顯指向一種對「I城」進行精神分析的慾望。如果說精神分析師在其臨床的診療中，以晦澀和抽象的精神分析語彙譯解被分析者的夢話和潛意識語言，試圖為分析的過程提供開端的契機，那麼，謝曉虹則透過把我們當下的社會現實轉換成夢境的語言，試圖在看似理所當然的現實之上，讀取其中所包含的暴力形式和殘酷的邏輯。比如以下一段噩夢般的敘述，便明顯以近年教育改革的問題作為構思的藍本：

阿果曾經參觀試驗學校的展覽，再看不見被放在玻璃箱裡的學生，倒是在繩索圍欄裡，看到他們作出了各種不同的高難度表演，例如同一時間說出十種語言，或是一面背書一面跳火圈……看過展覽的人都說：「I城的人比從前更聰明了。」

在謝曉虹的〈我城05〉中，「分裂」的問題一直都是重點所在。她所探討的「分裂」問題其實指涉著隱含在我們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文明及其不滿」的矛盾邏輯。依循這一邏輯，我們的社會以極端暴力的壓抑模式一步一步達致資本主義的理想「文明」狀態。這種模式最終只會導致「被壓抑者的回歸」以及在社會內部滋生起各種各樣的根本性「不滿」。謝曉虹無疑以其小說的語言把握了這一點，如此一來，我們便不難明白，她為何會以阿果夢囈式的敘述把「七一」重新命名為「分裂紀念日」。在「七一」這個「反常」的日子裡，一向被視為市儈犬儒的香港人一下子都成為街頭抗爭的參與者，這一悖論式的政治事件以其所包括的種種矛盾衝突例證了「文明及其不滿」這一我們社會基本的運作邏輯。謝曉虹以一種細節積累的方式，一點一滴緩慢地展開她的小說卷軸，最終竟回到潘國靈的起點－－「七一」。然而，謝曉虹卻以另一種方式達致她的否定的希望，這種否定的希望透過直面和道明種種暴力和殘酷的形式，祈求一種能徹底終止血的循環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