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08, 2008

我們都是精神病患--李智良、張歷君對談(節選)



(本對談稿原發表於《字花》第十四期[JUN-JUL 08],頁106-111。這裡只選載對談的第一節內容,這個對談稿的全文網上版,已上載至以下豆瓣網頁:


編按:這個對談是李智良即將出版的新書的副產品,原意只為理清思路,但談著談著,竟溢出了原有的範圍。在兩次合共六小時的對談中,兩人從樂生院、國家機器、精神病學、社會監控,一直談到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魯迅和新興宗教。驟看是任心閒話,近於即興,卻處處見其無時或忘的關懷。《字花》這裡節選跟「文學與診療」有關的部份,讓讀者先睹為快。至於巴塔耶、科耶夫、魯迅與新興宗教等內容,請見李智良新書附錄。(編輯:郭詩詠)


日期:2008年4月19日
地點:葵涌
攝影:李俊妮
錄音整理:高俊傑


一、「噢!朋友們。」—— 來自樂生院的啓發

張:你為何會想在今年出版這樣的一本書?

李:只是覺得有一種迫切性。自己正朝向另一個甚麼階段出發,很可能遲些時候,便不再想處理當下這個階段的感覺。假如今年無法完成這本書,大概之後也沒有體力和時間去做。

張:有沒有一些特定的事件刺激你萌生這種想法?

李:稱得上「事件」的大概就是台北樂生院的運動。事緣捷運延線的車廠工程令樂生院面臨清拆,院民與社會人士抗議政府將他們迫遷到迴龍醫院的決定。這件事引起了很多爭議。雖然自己只是從網上的報導或朋友口中知悉,沒有直接投入到行動當中,只到過「現場」待了一個午間,但情緒上還是受到不少牽動。

張:那這次事件對你有何意義?

李:我想先補充一下關於「事件」的說法。我其實不太認同叫這場運動作「事件」。「事件」這個字眼,很容易讓人覺得它已經完結了。但事實上它並未完結:參與抗爭的人,或這場運動的主體,仍然在抗爭、仍然經歷很多變遷,現在就要清楚說明這場運動的「意義」是不適當的。

張:關於「事件」(event)這個名詞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它未必是一個已過去的時刻,而同時可指向時間上斷裂的一點,從而開啓了一種全新的視野。你覺得樂生院這個「事件」有沒有帶來甚麼啓發?

李:這可以從兩個不同層次理解。稍為抽象的說法,就是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對「事件」的闡釋:事件不只是一件已發生的事情,更包括了一個被建構的位置,讓言論把特定的意義安放在它之上。假如事件得到經驗或啓發的場所,這個事件就會伸延開去,一直變異,衍生一些未必可以放進符號系統的東西。從實際方面說,樂生院近日「正式」開始清拆,比起剛開始的時候,人們的關注反而少了,可惜的是,它的「意義」、特別是對「社會運動」而言,其實還未被完全開啟出來。對我個人而言,它讓大家都看到,一群人只因為患病而被社會排斥的現實。不論是日治時期類近殖民的政權,還是國民黨的「外來政權」或民進黨的「本土政權」,都對樂生院的院民採取同一種態度:完全的無視、出賣。幾十年來,他們沒有得到任何賠償、道歉,沒有妥善的安置。到今天更被冠以「阻礙城市發展」的罪名,這群人僅僅是患上了漢生病(「痲瘋」)而已,漢生病早已證實傳染性很低、可以治癒,我覺得這許多事情都值得我們深思。

張:政府仍然不讓他們從樂生院走出來?

李:重點並非不讓他們離開。除了樂生院外,他們根本無處可去。自從日治台灣政府在1920年代初對漢生病人實施隔離開始,院民就已沒有戶籍。隔離政策雖然在1960年代名義上解除,但他們沒有重返社會的機會和條件。他們很多都與家人失散,也無法工作,而且因為被院方強制施行絕育手術,也沒有子女。最早在五、六十年代時,他們開始為院內死去或自殺的院友建設龕堂,這樣,他們視樂生院為一個可以讓他們建構「家園」的地方。人死後是葬在他歸屬的地方,但是這個監禁他們的災難現場,卻是他們唯一可以有的歸屬。你可以想像這是一個何等痛苦的「認同」。現在仍然住在樂生院的都是七、八十多歲的公公婆婆,他們的要求,只是讓他們靜靜的、尊嚴的在那裡渡過餘生,但台灣政府所考慮的,卻是如何將他們送往新型的現代化醫院,以騰出空間讓捷運工程順利進行。

張:為何沒有政黨為這班選民發言?

李:在不同政治勢力眼中,這群被隔絕了三四十年之久,身體又受到醫藥傷害、行動不太方便的「選民」,並不會發揮很大的選票作用,聲援他們的群體又多是對選舉政治不予信任的。政府至今也一直沒有提出任何賠償方案。而《漢生病賠償法》闖立法院不成,也突顯了存在於各運動主體之間的張力和裂口。

張:換言之,這是一個完全的隔絕,不論從文化上或社會上而言。

李:也可以這麼說。因為經歷過隔離政策、與「治療」造成的傷殘後,院民雖已治癒,卻難以重新投入社會。
繼續閱讀:

Labels:

Thursday, August 07, 2008

卡夫卡手稿的卡夫卡式遭遇


卡夫卡的很多作品並未公佈,這也讓他成為文學界的一個謎。現在,隱藏在以色列特拉維夫某個公寓裏的多部卡夫卡手稿很可能就能公開了,而這些文獻保管家族和政府之間的對抗可能也很快會結束。

這些手稿包括明信片、速寫和其他一些檔案,所屬人是卡夫卡的好友兼遺囑執行人馬克思.布羅德。卡夫卡1924年死於維也納附近的療養院,他將一些遺作、文檔等交給布羅德,希望其能在卡夫卡死後焚毀,但布羅德並沒有這麼做,當他本人1968年去世之前,他將文獻給了其秘書又是情人的埃斯特.霍菲,上周,霍菲以101歲的高齡去世,這樣,這些卡夫卡手稿才最終可能浮出水面。

霍菲此前稱因害怕文獻被盜,所以一直以來都堅持不讓以色列政府接手公開這些文獻,她與以色列政府間的對抗甚至導致有一次她因「走私文物」而被拘留。她也同樣一直不接受媒體和文學史學者的請求,從未將卡夫卡的手稿公開,不過1990年時,她將卡夫卡最著名的作品《審判》的手稿賣給了拍賣行,並以2百萬美元的高價成交。

現在,霍菲的去世可能結束其家族長期以來與政府的對抗,如今這些文獻的繼承人成了霍菲70多歲的兩個女兒。而以色列政府稱,如果有必要,會以文物保護的名義介入此事,據悉,這些作品因為一直放在霍菲潮濕的公寓裏,可能已經有所損毀。

(金煜編譯)

--以上摘錄自《新京報》2008-7-14,原題〈卡夫卡全部手稿可能面世〉。

按:因為你朋友的朋友後來成了名作家,所以你私人擁有朋友的朋友的手稿這個事情便成了國家控告你「走私文物」的原因。還有,我們不要忘記,卡夫卡是以德語寫作的布拉格猶太人,他逝世時以色列還未正式立國。這個故事也夠卡夫卡的。

Labels:

Wednesday, August 06, 2008

有關巴索里尼的《定理》(講座內容撮要)


講座資料:

「尋找在世間的影像──個人與社會的影像對話」系列座談會
主辦:影行者
第一講:「豬圈的定理──認識巴索里尼的憤怒」
講者:張歷君
日期:12/4/2008(星期六)
時間:7:30pm
地點:自治八樓 (旺角彌敦道739號金輪大廈八字樓a室)
整理撮要:黎徤基

(講者按:本整理稿原發表於《影行者通訊》(29.7.08)。
http://leftfilm.wordpress.com/category/%E5%AE%9A%E7%90%86/
謝謝黎徤基先生將當晚長達數小時的散漫討論整理撮要成篇!)


巴索里尼的電影一向予人一種激進、解放的意味,題材十分具爭議性。他的激進和解放的意味,不單局限於意識上的激進和解放,對於經濟科層建築的問題,也是他關注的一環。他的《定理》是他對資產階級的質問,甚至也是他對自己小資產階級身分的質問。巴索里尼的父親是法西斯軍官,而母親則反對墨索里尼,巴索里尼自己就曾是意大利共產黨的成員,但又因其性傾向不被接受而被開除黨藉。巴索里尼自小深受天主教影響,但他的作品與天主教會保守派的立場有很大的差別,對於宗教,他顯然持一種與保守派教會不同的詮釋。

講者認為巴索里尼在《定理》之中,運用了布萊希特的間離敍事法。布萊希特的舞台劇中,會用上很多第三人身敍事、誇張的演繹、不自然的燈光等表演手法,去提醒觀眾不要痴迷於劇場的情緒。《定理》對資產階級個人解放論提出質問:究竟純粹個人思想和生活的解放,在六十年代的意大利,有沒有出路?他藉此批判當其時法國五月風暴的學生運動。他認為這種純屬個人的反叛最終都會被控制。無法成為有力反抗的個人主義,只能虛假地批判社會,純粹是小資盲目的反叛。

《定理》以一中產家庭為核心,從此片中探索中產階級,從常規的生活模式之中解放的可能。電影甫開場,劇中父親主動放棄了自己的工廠,讓工人成為工廠的主人。記者因此作出提問,導演特意安排父親一直被其他人擋住,令觀眾看不到他,反而令這些提問顯得像是對觀眾提出的。巴氏想透過這段記者的採訪,令觀眾一開始就思考資產階級放棄其身份的可能。而片中的黑白及靜默片段,是代表著人的極端精神空虛。片中的有意大利文和英文的配音聲軌,但兩條聲軌均故意不配合演員的嘴型,藉此突顯出一種疏離的感覺,令觀眾以免陷入痴迷觀影狀態。

《定理》除了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外,亦對宗教的保守思潮作出批判,提出另類的解放思想。《定理》縱然受不少保守派的天主教人士抨擊,但仍獲天主教國委會電影大獎,成為一齣被推崇的宗教電影。《定理》的突出之處在於將「解放」與「宗教」放在同一框架上理解,將宗教回歸到最基本的人性解放層面來探討。

講者引述一法國學者巴塔耶(Bataille)對宗教的理解,就是要突破理性勞動世界的計算式生活方式。在《定理》中,資產階級家庭突然有一客人來訪。那位男訪客彷彿如天使般降臨那家庭,以性行為作為一種儀式去解放了每一個家庭成員。他們有的似是思想上的解放,有的似是情慾上的解放。解放將主角的一家人帶出新的精神狀態。縱然有不少坊間的評論認為巴索里尼是情色電影的經典大師,但在《定理》之中他描述的性解放是相當克制,點到即止,不帶露骨的鏡頭--同樣的,這也是間離效果的要求。

《定理》的結局,指向戲中的兩大類的角色。女僕作為無產階級的代表,同時,中產的家庭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女僕的結局是安祥地在工地中被埋葬,而中產家庭的成員,多進入瘋癲似的精神狀態。對於女僕的結局帶來的寓意,講者與聽眾並不一致,有認為是仍有解放的可能;有認為是與中產家庭被絕望地埋葬;也有認為埋葬亦有如工業會埋葬農業。講者認為父親放棄工廠的決定雖然是一種解放的可能,但中產家庭則因為與低下階層的傳統民間文化完全分離,一旦改變就陷入空虛,即使將自己一切奉獻於工人階級,也無濟於事。同時有聽眾認為,作為一齣與基督教有關的電影,一個人赤裸進入沙漠,未必是陷入空虛,也可能是脫下一切,自省和重生的機會。

Lab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