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29, 2012

閱讀讓我質疑制度

[本訪問稿乃〈不可能所有的真實都出現在你的攝影機前──賈樟柯、杜海濱訪談〉的第一部份。訪問稿全文網上版見以下網頁:
 
 
 
鄧小樺(鄧):請談談你們生命裡比較重要的書。
 
賈樟柯(賈):現在回顧,路遙的《人生》對我非常重要。那是一本80年代的小說,它講述80年代的農村有一個青年,他很有理想也很有能力,一直想改變農民的生活,想到縣城去實踐他的能力。最終他到了城市,也表現出自己的能力,但後來因為一些感情關係的改變,又回到了原點。那是我中學時代一篇哄動中國的小說,回顧起來,才發覺它是我對社會產生懷疑的一個起點。很多東西你本來不會懷疑,例如,一個中學生根本不會去懷疑中國的戶口制度,會覺得它是本有的。對以前的我來說,社會都是正常的;但讀了這篇小說之後,我突然有很多感受,比如說我周圍有很多農村來的同學,他們讀書特別努力,吃的特別差;而我在縣城生活,父母又在國家單位工作,生活一直很穩定。當時的旅行沒有現在這麼方便,農民被限制在土地上,而我有城市的戶口,生下來就可以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不需要去當農民、種地。看到《人生》後,我開始去想這種不公平是哪兒來的,突然覺得戶口制度是很不公平的東西。從這篇小說開始,我開始去思考這個社會。儘管它的文學成就可能不大,但它對我的成長來說很重要。
 
杜海濱(杜):對我影響比較深的是莫泊桑的短篇小說〈一生〉,它也不很有名。小說講一個在優越環境長大的女孩子的一生。這篇小說讓我可以跳出來看待人、看待生命。它也提供了一些特別強烈的對比,雖然它表面上和我完全不相干,但從生命的角度來說有些特別重要的啟示。後來我覺得侯導的《冬冬的假期》給我的啟示和〈一生〉相近。
 
張歷君(張):我讀你們之前所做的訪問,發現你們都不約而同表示,侯孝賢對你們的影響很大,現在回過頭來看,侯導對你們這一代年青導演的影響跟其它文藝作品有甚麼不同?
 
賈:我覺得侯孝賢電影和沈從文的小說裡面都有一個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個人經驗和個人感受。這對我們來說比較重要,以往在我們的閱讀和觀影經驗裡,個人是缺席的。比如說,《黃土地》是對我影響特別大的一部電影,它裡面有很多詩意的東西,但現在回頭看,會覺得它總體上卻缺少了個人,因為它整個的觀點和出發點還是從主流的「尋根」意識形態出發,包括主人公是八路軍什麼的,而且在整個講述裡,個人都是不在場的。但是,當你看侯孝賢的電影,你會突然覺得它本身就是個人經驗的講述。在革命文藝裡面,力量大、群體性是最重要的要素;它認為個人是軟弱的,個人觀點是有局限的,只鼓勵在集體主義思想之下的群體觀點,以及從中透發出來的強大力量。現在你看很多新拍的電影,雖然它表面上是在探討中國舊文化的題材,但實際上它們仍只能被算作文革或革命文藝的部份。至於看侯孝賢電影,我覺得和閱讀沈從文的小說的感受是一樣的。
 
張:這中間包含了一點跟樣板戲不一樣的東西?
 
賈:對!完全不一樣。
                                                                                                     
杜:侯導的電影在我的個人經驗裡同樣是很重要的。我們成長時能夠看到的電影,除了港台的錄像就是好萊塢電影,那時覺得這些電影都很好看,但從來沒讓我想到自己和電影之間的關係。但侯導的電影很觸動我,因為它跟我們的生命經驗太相似了,那些遊戲我們小時候都做過呀!打彈球,在電線桿下面等著檢修電線的人剪下來的電線,把皮去掉,然後拿鐵絲去換錢買冰棍。如果沒有侯導的電影,我會以為這類生命細節對我毫無價值和意義,但因為這些事物在銀幕上出現過,我就發現原來它們特別珍貴。
 
張:你們在文革後期出生,然後在改革開放的年代成長。我發現你們好像有一種衝動,就是想脫離文革時代無論是文藝上又或是文化上的包袱。可以多談一點,文革或前改革開放時期給了你們一個怎樣的包袱嗎?
 
賈:其實在意識上並沒有對文革文藝很反感,因為那時候年齡太小了,只有六、七歲,會覺得一切都是正常的。反而在舊的文化仍舊存在、而新的文化又剛出現的時候,發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流行文化從音樂到電影再到電視劇的傳入。我個人受流行文化的影響特別大,來得最早的流行文化就是音樂。當你聽到鄧麗君與劉文正的歌曲時,你一定會覺得它比集體合唱的歌感人、好聽。當你有了這樣的對比,你才會對舊的文革文化有了疏遠的感覺。不好聽是一種直觀,那為什麼不好聽呢?這裡面就有很多東西值得仔細去思考了。同樣地,在電影方面,當你看了《獨臂刀》、《龍門客棧》、《喋血雙雄》,也一定會覺得好看。我們那個時候也有看電視劇,最早的哄動是《上海灘》和《霍元甲》。從大眾文化的角度來說,流行文化把一種新的文化帶到我們生活裡,它自然淘汰那些冷漠的、集體的、沒有個人感受的、千篇一律的文化。其實從閱讀方面來說也一樣,最早的是詩歌的閱讀。有一個階段,中國主流報紙和雜誌上出現的詩,我一個晚上寫一百首也沒問題(笑)。因為那些詩都是套話,甚麼「春天來了,我好激動,工廠的機器轟隆隆(笑),它像我的心跳一樣」(笑)。一百首真的沒問題呀!但當你拿起北島一首具文化和哲學反思的詩時,譬如最流行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你一聽這個,你會被它擊倒啊!然後你再看顧城的詩,它裡面那種微妙的感覺,自然會把過去革命的那種革命詩歌淘汰掉。小說也一樣,那時候看最多的是傷痕小說,包括張賢亮、維熙的小說,也有軍旅小說(當時最哄動的是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這些小說跟《人生》不一樣,它們對體制本身沒有懷疑,只是講述了某些人在體制裡面臨一些挫折。從講述者到描述的出發點,都不過是一種制度內部的批評。但是,《人生》裡面有一種個人性,有一種對體制的懷疑與挑戰。到了90年代初,我們重新回顧了中國舊小說,而且也有了更新的小說,譬如蘇童、余華和格非的小說,實驗性和個人色彩就非常大。更年青一代的小說家,像朱文、韓東,與我們電影的同質性就很強。所以說,在成長過程中,我們並不是很天才地對那種文化有反叛,而是新的文化的出現逐步影響了我們。因此,我很佩服那個階段的作家和知識份子。其實他們並不像今天有很多資訊和現代的理論來支持他們,視野並不很寬廣,但卻完全從自身的思考和思辨出發,為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帶來現代性。我覺得在這裡面,詩歌是功不可沒的。當然今天詩歌的處境是更加艱難了。但是我覺得,這些文字真的啟發了一代人。也可以說,它們其實是間離了我們這一代人對過去那個時代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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