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與烏托邦衝動

（按：本文乃〈鏡影烏托邦的短暫航程：論瞿秋白遊記中的異托邦想像〉的第三節，該文的節略本已發表於《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一期，頁111-117。）





　　在《餓鄉紀程》中，瞿秋白借用了管同的「餓鄉說」，以比喻自己前赴蘇聯的心情。夏濟安在討論這個比喻時認為，這是傳統儒家精神的崇高理想的表現。[1]然而，除了這裡所說的傳統儒家精神以外，在瞿秋白遠赴蘇聯的崇高理想背後，實際上也隱含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想法、空想社會主義的信仰和佛家的思想。

在《餓鄉紀程》的首三章裡，瞿秋白敘述自己赴俄以前向親友一一道別的過程，彷彿他這次一去，便要斷絕塵緣，不再回來。[2]他說：「我這次『去國』的意義，差不多同『出世』一樣，一切瑣瑣屑屑『世間』的事，都得作一小結束，得略略從頭至尾整理一番。」[3]在第三章中，瞿秋白談及了他堂兄瞿純白遏力反對他赴俄，認為他是「自趨絕地」。對他堂兄的勸阻，瞿秋白的想法竟是「我卻不是為生乃是為死而走」。他認為自己在北京住的四年，雖然都是在兄嫂的庇護中渡過，但他自己「被『新時代的自由神』移易了心性，不能純然坐在『舊』的監獄裡」，因此無論堂兄如何勸阻，他自有自己的想法，不肯屈從。[4]

瞿秋白這裡所說的「新時代的自由神」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竟有這麼大的力量使他立下自趨絕地的決心？有關「自由神」，瞿秋白曾在〈自殺〉一文中下了一個簡單的定義：「自由神就是自殺神。」[5]瞿秋白寫作〈自殺〉一文是要回應當時北京大學法律系一位三年級學生林德揚的自殺事件。這次事件在當時北京知識份子中間引起了頗大回響。李大釗在1919年11月和12月分別寫了〈一個自殺的青年〉和〈青年厭世自殺問題〉兩篇文章，回應這次事件。而瞿秋白則在1919年12月寫了〈林德揚君為什麼要自殺呢？〉和〈自殺〉兩篇文章。

在〈林德揚君為什麼要自殺呢？〉一文中，瞿秋白提出了他有關青年厭世自殺問題的診斷。他認為，五四運動是重估中國國民性的時刻，在這個時期，很多青年竭力往前奮鬥，發現了社會的種種惡象，並受到不少挫折。在這個過程中，青年們因發現了社會的腐敗而感到痛苦，並在無法承受的情況下選擇自殺一途。因此，瞿氏認為，這種痛苦和自殺的念頭實際上是覺悟的表現。覺悟到自己被舊社會的宗教、制度、習慣、風俗等枷鎖束縛著，困在「精神上身體上的牢獄」裡，遂生無法忍受的感覺，「沒有辦法，只有撞殺在牢獄裡。」[6]

然而瞿氏卻認為，這種因覺悟到社會的罪惡而心生自殺念頭的想法，最終也不算真正的覺悟。他認為，我們如果真的覺悟，便會在奮鬥的困難中發現樂趣。而自殺者則「沒有覺著困難中的樂趣。困難越多樂趣越多，我們預備著受痛苦，歷困難，痛苦就是快樂，快樂就在困難中；我們不預備受痛苦，歷困難，痛苦也就越大，困難也就越多。所以預備以自殺為奮鬥的結局的始終是以奮鬥為苦，於改造事業上無形中有影響的。」[7]

除了這種在困難和痛苦中尋找樂趣的想法外，瞿秋白在文章裡還進一步討論了向舊社會宣戰的青年的「自殺之道」。他指出，青年既然向萬惡的舊社會宣戰，他們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犯眾怒的，都是「世人皆欲殺」的。他認為，這雖然不是自殺，卻是「自殺之道」。等到青年在抗爭中奮鬥至精疲力盡之時，社會裡還沒有人來殺他們，他們又為何多此一舉呢？[8]

至此，我們大概會發現這種「自殺之道」多少包含著一種宗教信仰的犧牲精神。事實上，瞿秋白也不違言自己對「新社會」的渴求是一種「新信仰」。他曾說：「所以我主張攻擊舊道德並不是現在的急務，創造新道德、新信仰，應該格外注意一點。」[9]然而這種宗教信仰的邏輯又如何跟民主、科學和社會主義等想法連接起來呢？就此，我們大可參考李大釗對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的討論。

在〈桑西門（Saint-Simon）的歷史觀〉一文中，李大釗指出，聖西門實際上把未來的社會組織理解為一個類似於中世紀天主教會的組織。他說：「將來的計劃，是依科學的原理組織成的協合。中世時代的加特利教教會給吾人以立在一個普遍的教義上的大社會組織的例證，現代的世界亦須是一個社會的組織，但那普遍的主義，將是科學，不是宗教。精神的權威，將不存在於僧侶，而存在於指導科學及公共教育的進步的學者。」李氏並介紹了聖西門晚年的「新基督教」觀，指出聖西門在晚年時並不認為宗教精神最終會在世界消亡，而是變換成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10]可以說，瞿秋白和李大釗等人有關啟蒙和信仰的想法，實際上包含了跟聖西門相類似的宗教精神。

事實上，除了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脈絡以外，瞿秋白對自殺和犧牲的想法還包含著他當時所接收的歷史唯物論思想。在〈將來的社會與現在的逆勢〉一文中，瞿氏嘗試為倍倍爾（A. Bebel）的一段說話下一註解。這段說話是這樣的：「革命的改造根本上變更一切生活狀況和婦女底特殊地位，現在已經有動機了，我們可以看得見。這不過是時間上的問題。苟能促進或越過社會改革底歷程，就能使社會取得那一種改造，改造以後，必定能使人人……都有能力去參與享受那無量無數的利益。」瞿氏特意在「時間」二字之下加上著重號，並呼籲世界的社會運動者不要輕視這個時間的問題。因為在獲得「無量無數的利益」以前，在這段過渡的「時間」裡，我們還得忍受人類所造下的種種惡業，還得經受「無量無數的痛苦」。[11]可見瞿氏對於現時種種痛苦的忍受及其犧牲精神，也建基於傳統的歷史唯物論所展示出來的歷史進步圖景上。正是為了未來人類「無量無數的利益」，我們現在所忍受的痛苦才不致徒勞和白費。

誠如哈維（David Harvey）所指出的，縱然把馬克思這個歷史唯物論者理解為烏托邦論者的做法有點奇怪，但我們卻絕對有理由把他的社會主義思考理解為一種「時間進程的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 of temporal process）。不同於莫爾（Thomas More)等空間形式的烏托邦主義，馬克思不會憑空構想出一個理想的空間秩序，然而他把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設想成歷史進步的終點，則明顯包含著一種烏托邦想像和衝動，只是這種烏托邦想像和衝動並不在空間形式中開展，而是在時間的進程中開展而已。[12]事實上，正是基於這種「時間進程的烏托邦主義」信仰，瞿秋白才能在面對蘇聯種種醜惡的社會現實和困苦景象時，依然維持他對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信仰，堅持沿著他那條駛向餓鄉的既定航道前進。


註釋：

[1] Tsi-an Hsia, The Gate of Darkness, p. 18.
[2]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一卷，頁6-22。
[3] 同上註書，頁17。
[4] 同上註書，頁16-17。
[5]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二卷，頁3。
[6]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一卷，頁34-35。
[7] 同上註書，頁36。
[8] 同上註。
[9] 同上註書，頁18。
[10] 李大釗：《李大釗文集》第三卷，頁299-30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一卷，頁72-73。
[12] David Harvey, Spaces of Hope, p. 173-17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