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25, 2008

網絡寫作與卡爾維諾的文學實驗


講座簡介:

1960年代中期起,意大利著名小說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開始在巴黎過著客居生活。在這段長達十五年的旅居生活中,卡爾維諾結識了當時巴黎的著名思想家巴特(Roland Barthes)和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等人,並參加了當年新成立的法國實驗文學團體「潛在文學工作坊」(Oulipo)。不久,卡爾維諾便在1970年代陸續發表了他的三部代表作《看不見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命運交織的城堡》(Il castello dei destini incrociati)和《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Se una notte d'inverno un viaggiatore)。這三本劃時代的實驗小說名作,分別從城市的空間想像、塔羅牌的占卜形式和小說讀者的閱讀經驗等不同方面入手,探討小說書寫的各種可能性。文學界一直公認這三本小說是後現代小說的代表作,但卻鮮有論者將之與電腦網絡的超文本(hypertext)形式連結起來,加以探討。本講座嘗試從超文本這種業已進入我們日常經驗的寫作形式入手,抽絲剝繭,為大家重新解讀卡爾維諾這三部經典之作中獨特的小說形式實驗;並希望借此指出,表面看來高不可攀的實驗文學創作,與我們日常生活的文化實踐之間的緊密連繫。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
講者:張歷君先生(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導師)
   鄺可怡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鄧小樺女士(文化評論人)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六十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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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anuary 14, 2008

摘錄:鄭異凡〈列寧在1923〉



文獻來源:《南方週末》2005年3月24日


1922年3-4月,俄共召開第11次代表大會, 會後中央全會選舉史大林擔任總書記。總書記是新設的職位,主要領導書記處,處理黨的日常事務,不具有以後党的第一把手的地位。過去都說史大林是列寧提名推薦的,這不符合事實,但至少列寧是同意的。當時有人對史大林兼職過多有意見,列寧還特意替他辯護。應當說,這時候列寧對史大林是信任的。

1922年列寧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壞,越來越頻繁地被迫中斷工作去療養。由於列寧不能視事,黨和國家某些事務處理失當,引起列寧的不安。主要有三件事:一件是在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問題上,史大林提出「自治化」方案,即讓烏克蘭等各共和國作為自治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列寧否定了這一方案,主張「再建一層新樓」,包括俄羅斯聯邦在內的各獨立共和國一律加入新成立的聯盟。第二件事也與「自治化」有關。當時幾個主要共和國都對史大林的方案持程度不同的反對態度,尤其是格魯吉亞領導人堅決反對作為自治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為此受到史大林等的打擊迫害。列寧在瞭解情況之後,表示支持格魯吉亞的共產黨人,批評史大林的做法。第三件事是黨內多數領導人主張放鬆外貿壟斷,並且在十月中央全會上作出相應的決定。而列寧認為,放鬆壟斷會造成倡狂的走私活動,不利於國家的經濟。這三件事都直接涉及史大林本人的態度和處理能力,列寧同史大林的關係也開始發生變化。從9月底恢復工作之後,列寧集中全部注意力來妥善解決這些問題。

給代表大會的信和最後的文章

1922年12月中旬列寧再次中風,俄共中央全會責成史大林負責監督執行醫生為列寧規定的制度。22日深夜,列寧健康進一步惡化,右臂右腿癱瘓,但頭腦清楚,思維清晰,經過爭取,從23日起口授了一批給黨的應屆代表大會的信。按照史大林的說法,這些信件是給黨的第13次代表大會的,其實不然,是寫給黨的第12次代表大會的,後來通常叫做「列寧遺囑」或者「列寧政治遺囑」。

此後列寧經過認真的思考,對12月24日口授的信作了重要補充。12月24日的信是專門談他的戰友或接班人的,一共談及3組人,即史大林和托洛茨基,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達可夫,既談到他們的優點,也指出他們的缺點,但對任何一人都沒有責備之意。關於史大林,信中說:「史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列寧沒有由此作出直接的結論。這以後的幾天,列寧繼續口授信件,議論了改革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工農檢查院,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以立法職能,民族問題等等。1923年1月4日,列寧對12月24日的信作了具體的補充,建議免去史大林的總書記職務。信中寫道:

「史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一個辦法把史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位置,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史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

列寧怕收信人對此掉以輕心,所以接著強調:

「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說,從我前面所說的史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

交代完黨內事務之後,列寧開始口授文章。由於規定的醫療制度禁止列寧寫文章,所以列寧把口授的東西叫做「日記」——因為沒有禁止他寫日記。這樣我們看到的這一組文章開頭第一篇就叫做《日記摘錄》。接著,口授了《論合作社》,評論蘇漢諾夫《革命札記》的《論我國革命》,《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這些文章列寧都要求發表,但阻力重重。例如《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一文,政治局討論時就不同意發表,時任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的古比雪夫甚至建議單獨印一份刊有列寧此文的《真理報》,敷衍列寧。當然此計未能得逞。但是在刊載時還是對文章做了處理。文中說,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個集體應該不顧情面,「應該注意不讓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總書記,還是某個其他中央委員的威信,來妨礙他們提出質詢,檢查檔,以至做到絕對瞭解情況並使各項事務嚴格按照規定辦事」。在當時發表的《真理報》上刪去了涉及總書記的字樣。以後《列寧全集》俄文第1、2、3、4版均按照《真理報》的文本處理,直到1964年出的俄文第5版才恢復原貌!

民族或「自治化」問題

除口授文章外,這段時間列寧最關心的問題是民族問題,具體說,就是格魯吉亞問題。由於反對讓格魯吉亞作為自治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的史大林「自治化」方案,格魯吉亞的共產黨人遭到迫害,有的撤職,有的調離,整個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改組,甚至發展到當時主持俄共外高加索局工作的奧爾忠尼啟則動手打人的地步。列寧在1922年年底口授的《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這封給黨的第12次代表大會的信中,指出民族問題十分重要,「對無產者來說,不僅重要而且極其必要的是保證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取得異族人的最大信任」,「為此不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為此無論如何需要用自己對待異族人的態度或讓步來抵償『大國』民族的政府在以往歷史上給他們帶來的那種不信任、那種猜疑、那種侮辱」;並批評史達林等人的大俄羅斯主義錯誤,認為史大林和赴格魯吉亞調查情況的捷爾任斯基要「對這一真正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運動負政治上的責任」,給奧爾忠尼啟則以處分,「以儆效尤」。1923年1月列寧繼續關注此事, 他向政治局索取有關格魯吉亞事件的材料,遇到拒絕。史大林聲稱,未經政治局批准,不能提供材料。由於列寧的堅持,最後只好提供。列寧組織自己的秘書班子對格魯吉亞事件進行調查,要他們寫出報告來供他在12大上使用。到3月初,列寧感到健康狀況不允許他參加黨的第12次代表大會,所以致信託洛茨基,要求在大會上代為捍衛自己的立場。信中要求他務必在黨中央為格魯吉亞事件辯護,說「此事現在正由史大林和捷爾任斯基進行『調查』,而我不能指望他們會不偏不倚。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為這件事辯護,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列寧讓秘書把全部有關案卷交給托洛茨基。次日,列寧又給受迫害的格魯吉亞領導人姆季瓦尼和馬哈拉澤寫信,說「我專心致志地關注你們的事。我對奧爾忠尼啟則的粗暴,對史大林和捷爾任斯基的縱容感到憤慨。我正為你們準備信件和發言稿」。

1923年3月6日深夜7日淩晨,列寧健康狀況急劇惡化,10日列寧再次中風,這是最嚴重的一次,導致失語,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腳不能轉動。上述指示沒有得到貫徹落實。3月14日開始發佈列寧病情公報。

[……]

黨內爭議和列寧逝世

在1923年底,還有一件事更使列寧激動不安,這就是當時托洛茨基和史大林等黨內多數派圍繞「新方針」發生的爭論。《列寧年譜》記載,不早於11月7日至12月,列寧流覽報紙,請克魯普斯卡婭給他讀關於党的建設的爭論的基本檔。1924年1月俄共(布)召開第13次代表會議,會議總結了「新方針」的爭論,譴責托洛茨基主義為小資產階級傾向,是對列寧主義的修正。會議還決定公佈俄共(布)第10次代表大會《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第7條, 此條規定對搞派別活動的中央委員可以降為候補委員直至開除出黨。1月17-18日列寧流覽報紙,看發表在《真理報》的關於俄共代表會議的報導,由克魯普斯卡婭讀給他聽。19-20日她給列寧讀發表在《真理報》上的代表會議決議。克魯普斯卡婭後來回憶說:「星期六(1月19日)看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激動不安起來,我告訴他,決議是一致通過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們是在談論決議中度過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聽得非常仔細,有時還提問題。」

20日列寧感到身體不適,沒有吃早飯,也沒有出去散步,說眼睛有病。21日下午5點半,病情急劇惡化,呼吸斷斷續續,逐漸失去知覺。6點50分逝世。

當時在場的高級領導人只有布哈林一人,他因為感冒正在哥爾克休息。然而,幾天之後,1月30 日《真理報》刊登的季諾維也夫的文章《俄國永志不忘的六天》中卻寫道:「一小時以後我們已經來到哥爾克逝去的伊里奇身邊:布哈林、托姆斯基、加里寧、史大林、加米涅夫和我。」不能給布哈林為列寧送終的榮譽!在1937年的2-3月中央全會上,葉若夫當著克魯普斯卡婭的面指責布哈林為列寧送終的說法是撒謊!蘇聯的歷史就是這樣改寫的!

從列寧的突然逝世,我們可以看到與莫斯科之行類似的時間和邏輯關係。黨內爭論和黨的第13次代表會議就爭論作出的決定,顯然使列寧深感不安。第一,爭論涉及黨內民主和反對官僚主義,這都是列寧發病前後所關心的問題。第二,被戴上「反列寧主義」罪名的托洛茨基恰恰是列寧在病中一再求助的人,是列寧甚至同意與之結成「反官僚主義集團」的人。第三,關於俄共第10次代表大會《關於黨的統一》決議的第7條,列寧當時曾經表示,讓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有權開除中央委員,這是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許的。這只是一種極端措施,希望不要運用,提議不予公佈。在列寧缺席的情況下,公佈這一條,極有被濫用的可能。這樣看來,列寧在讀報過程中「激動不安起來」,克魯普斯卡婭要向列寧解釋「決議是一致通過的」(她不可能說得更清楚了),就不足為奇了。但是,解釋顯然不足以使列寧平靜下來,此後病情急劇惡化而終於與世長辭,人們不難感覺到其中的內在邏輯聯繫。

1924年1月29日,克魯普斯卡婭給還在南方蘇呼米療養的托洛茨基寫了一封值得注意的短信:

「親愛的列夫.達維多維奇:

我給您寫信是想告訴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去世前約一個月翻閱了您的那本書,停在您評價馬克思和列寧的那個地方,他請我再給他讀了這一段,聽得非常仔細,然後又親自看了一遍。

我還想告訴您,弗.伊.在您從西伯利亞到倫敦找我們時形成的對您的態度,直到他去世為止始終沒有變。

列夫.達維多維奇,我祝您精力充沛,身體健康!緊緊擁抱您!

娜.克魯普斯卡婭」

托洛茨基第一次會見列寧是在1902年秋天。克魯普斯卡婭在列寧逝世的悲痛時刻,認為有必要立即給開始失勢的托洛茨基寫這樣一封表示列寧同托洛茨基一致的信,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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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08, 2008

秋白與羅莎



本文乃〈鏡影烏托邦的短暫航程:論瞿秋白遊記中的異托邦想像〉(完整版本)一文的「前言」,載《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王德威、季進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


1923年1月15日,瞿秋白從蘇俄返抵北京後第二天,便出席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紀念李卜克內西(K. Liebknecht)和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殉難四週年召開的大會,並在會上發表了演說。(姚守中等1993:111-112)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悼念儀式開啟了瞿秋白在中國的革命事業。同年八月,瞿氏寫了〈新的宇宙〉一文,以此悼念盧森堡。在這篇僅僅兩頁的短文裡,瞿氏花了一頁半的篇幅,大段引述了盧森堡兩封獄中書信的文字片斷。在其中一段書信文字中,盧森堡面對生命的盡頭,竟對她的友人說道:「你知道,我的人生觀雖是這樣,我正能死於我所應盡天責之處:街市上的血戰中或是在這監獄中。然而我心靈上與我的蚱蜢反相親近,與我的同志卻要比較的疏遠。」然而,盧森堡卻並不認為,自己這種對議會和同志的疏遠、對大自然反相親近的心態,是「對社會主義變節的朕兆」。(瞿秋白1998:1:285)

1935年5月,瞿秋白同樣面對自己生命的盡頭,他在最後的告白〈多餘的話〉中寫道:「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的因為我要結束我的革命,結束這一齣滑稽劇,也不簡單的因為我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終究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瞿秋白1993:474)當瞿氏向他的「同志」告別和坦白之際,他大概會想起自己引述過的盧森堡的說話罷。事實上,縱然他認為自己終究無法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他卻始終沒有背離心中那個無產階級的烏托邦。他依舊留戀這個「美麗的世界」。在這個「美麗的世界」裡,不但有大自然的美景,也有那生生不息、無止無盡的鬥爭的生命。

這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麼好的花朶、果子,那麼清秀的山和水,那麼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瞿秋白1993:475)

因此,我們大可借用盧森堡的說法,點明瞿秋白最後對「美麗的世界」的懷戀,並不是一位「精神破產的政治家」的遁世退息之舉,而是對盧森堡所說的「新宇宙」的渴望。(瞿秋白1998:1:285)

這裡所說的「新宇宙」的渴望實際上也是一種烏托邦衝動。誠如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所指出的,截至十八世紀末葉,西方世俗的烏托邦傳統依然既不包含歷史期望,也不要求政治上的積極行動。但到了近代資本主義、啟蒙運動和法國革命這三大衝擊出現以後,烏托邦和歷史進步觀念才開始聯繫起來。如此一來,世俗烏托邦思想便成了一種強大的歷史動力。然而,烏托邦作為歷史動力的源頭,卻必須包含著對烏托邦的實現的排斥。「因為歷史是一種不完美的狀態,包含著過程和變化;而烏托邦是一種完美的狀態,應當是靜止的、不動的、無生命和枯燥的狀態。如果烏托邦已然實現,就將標誌著歷史的終結。」(邁斯納2005:2-4;Meisner 1982: 4-6)從這個角度看來,瞿秋白和盧森堡在其生命的終點對「美麗的世界」和「新宇宙」的懷戀,便不能單純地理解為一種對大自然和過去的懷舊之情,而應理解為一種現代世俗烏托邦想像的激情。無論瞿秋白還是盧森堡,他/她們畢生對現代革命事業的投入,實際上都源於這種烏托邦想像的強大動力。因此,我們若要釐清中國現代性所包含的巨大的革命動力,瞿秋白的作品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瞿秋白的遊記寫作是一次成長和抉擇的儀式。他那兩卷新俄國遊記――《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實際上也是他投身左翼革命的門檻。本文嘗試透過細緻分析這兩本遊記中所包含的獨特的烏托邦想像,借此闡明五四現代性論述對「真理」的獨特構想。以下一節,我們首先闡明包含於現代西方世俗烏托邦論述的空間構想,並進而點出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異托邦(heterotopias)概念,如何幫助我們分析瞿秋白遊記中獨特的烏托邦想像。本文第三節則會進一步探討瞿氏在赴俄以前,其思想裡所包含的烏托邦衝動,並闡明這種烏托邦衝動如何影響他作出赴俄的決定。而第四節則會以文本細讀闡明瞿氏遊記中的異托邦邏輯,並最終點明五四現代性論述的「真理」概念跟異托邦想像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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