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與羅莎

本文乃〈鏡影烏托邦的短暫航程：論瞿秋白遊記中的異托邦想像〉（完整版本）一文的「前言」，載《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王德威、季進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

1923年1月15日，瞿秋白從蘇俄返抵北京後第二天，便出席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紀念李卜克內西（K. Liebknecht）和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殉難四週年召開的大會，並在會上發表了演說。（姚守中等1993：111-112）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悼念儀式開啟了瞿秋白在中國的革命事業。同年八月，瞿氏寫了〈新的宇宙〉一文，以此悼念盧森堡。在這篇僅僅兩頁的短文裡，瞿氏花了一頁半的篇幅，大段引述了盧森堡兩封獄中書信的文字片斷。在其中一段書信文字中，盧森堡面對生命的盡頭，竟對她的友人說道：「你知道，我的人生觀雖是這樣，我正能死於我所應盡天責之處：街市上的血戰中或是在這監獄中。然而我心靈上與我的蚱蜢反相親近，與我的同志卻要比較的疏遠。」然而，盧森堡卻並不認為，自己這種對議會和同志的疏遠、對大自然反相親近的心態，是「對社會主義變節的朕兆」。（瞿秋白1998：1：285）

1935年5月，瞿秋白同樣面對自己生命的盡頭，他在最後的告白〈多餘的話〉中寫道：「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的因為我要結束我的革命，結束這一齣滑稽劇，也不簡單的因為我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終究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瞿秋白1993：474）當瞿氏向他的「同志」告別和坦白之際，他大概會想起自己引述過的盧森堡的說話罷。事實上，縱然他認為自己終究無法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他卻始終沒有背離心中那個無產階級的烏托邦。他依舊留戀這個「美麗的世界」。在這個「美麗的世界」裡，不但有大自然的美景，也有那生生不息、無止無盡的鬥爭的生命。

這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麼好的花朶、果子，那麼清秀的山和水，那麼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瞿秋白1993：475）

因此，我們大可借用盧森堡的說法，點明瞿秋白最後對「美麗的世界」的懷戀，並不是一位「精神破產的政治家」的遁世退息之舉，而是對盧森堡所說的「新宇宙」的渴望。（瞿秋白1998：1：285）

這裡所說的「新宇宙」的渴望實際上也是一種烏托邦衝動。誠如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所指出的，截至十八世紀末葉，西方世俗的烏托邦傳統依然既不包含歷史期望，也不要求政治上的積極行動。但到了近代資本主義、啟蒙運動和法國革命這三大衝擊出現以後，烏托邦和歷史進步觀念才開始聯繫起來。如此一來，世俗烏托邦思想便成了一種強大的歷史動力。然而，烏托邦作為歷史動力的源頭，卻必須包含著對烏托邦的實現的排斥。「因為歷史是一種不完美的狀態，包含著過程和變化；而烏托邦是一種完美的狀態，應當是靜止的、不動的、無生命和枯燥的狀態。如果烏托邦已然實現，就將標誌著歷史的終結。」（邁斯納2005：2-4；Meisner 1982: 4-6）從這個角度看來，瞿秋白和盧森堡在其生命的終點對「美麗的世界」和「新宇宙」的懷戀，便不能單純地理解為一種對大自然和過去的懷舊之情，而應理解為一種現代世俗烏托邦想像的激情。無論瞿秋白還是盧森堡，他／她們畢生對現代革命事業的投入，實際上都源於這種烏托邦想像的強大動力。因此，我們若要釐清中國現代性所包含的巨大的革命動力，瞿秋白的作品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瞿秋白的遊記寫作是一次成長和抉擇的儀式。他那兩卷新俄國遊記――《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實際上也是他投身左翼革命的門檻。本文嘗試透過細緻分析這兩本遊記中所包含的獨特的烏托邦想像，借此闡明五四現代性論述對「真理」的獨特構想。以下一節，我們首先闡明包含於現代西方世俗烏托邦論述的空間構想，並進而點出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異托邦（heterotopias）概念，如何幫助我們分析瞿秋白遊記中獨特的烏托邦想像。本文第三節則會進一步探討瞿氏在赴俄以前，其思想裡所包含的烏托邦衝動，並闡明這種烏托邦衝動如何影響他作出赴俄的決定。而第四節則會以文本細讀闡明瞿氏遊記中的異托邦邏輯，並最終點明五四現代性論述的「真理」概念跟異托邦想像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