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文學的臨界點－－從「作者」問題談起

巴特（Roland Barthes）和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後，「作者之死」的問題已成了一個老掉牙的問題。然而，當我們面對這個後結構主義的理論口號嘖嘖稱奇時，卻往往忽略了西歐和美國以外的其他歷史時段和文化地域，在這個問題上形成的全然不同的實踐和理論。當後結構主義者苦口婆心，不斷提醒我們不要忘記自己的發言脈絡和位置時，我們卻往往會忘記，這些後結構理論本身也有它們產生的歷史脈絡和發言位置，並進而將之奉為超然於歷史之外的金科玉律。簡言之，當後結構主義者討論「作者之死」這個問題時，他們其實不過是從1960年代以來西歐和美國學術界的角度出發來談這個問題。他們並不是第一批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文學工作者，也不會是最後一批討論這個問題的理論家。他們提供的思考線索也不是探討這個問題的惟一出路。

譬如，在二十世紀初中國左翼文學的領域裡，我們便可以看到對這個問題完全不同的回應。福柯是從編輯《尼采全集》時碰到的問題出發，提出他關於「作者功能」（author-function）的概念的。他說：

假定我們是在談一個作者，那麼他寫的和說的一切，他所留下的一切，是不是都包括在他的作品當中？這既是個理論問題又是個實際問題。例如，如果我們想出版尼采（Nietzsche）的作品全集，我們在什麼地方劃定界限？毫無疑問，一切東西都應該出版，但我們能對『一切東西』的含義一致嗎？當然，我們會包括所有他本人出版的東西，以及他的作品的手稿、他的警句安排和他頁邊的注釋與修改。但是，如果在一本充滿警句的日記裡，我們發現某種參照符號，某種關於約會的提示，某個地址或一張洗衣賬單，那麼這其中什麼應該包括進他的作品？一個人在他死後會留下千百萬線索，只要我們考慮一部作品如何從千百萬線索中提煉出來，這些實際的考慮便無休無止。

換言之，當你在尼采手稿裡發現了一張洗衣店賬單，你可以怎麼辦呢？你應不應該把這張賬單算作尼采的作品呢？如果這張賬單不算是尼采的作品，那麼，為什麼尼采一些不完整的手稿又可以算進去呢？「作家」這個詞的意思又是什麼呢？作家全集的界限又在哪裡呢？福柯就是從這個學院研究的實際問題開始，提出他的理論的。

然而，當我們從二十世紀初中國左翼文學的歷史視野出發，我們卻發現，關於作者問題的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圖景。比如說，我自己便曾在研究的過程中，碰到了這樣一個實際的問題：瞿秋白在1930年代初用了魯迅的名字來發表文章，而且他的文章是在跟魯迅對話中產生出來的。那麼，這批文章可以掛在誰的名下呢？再比如說，蔣光慈著名的中篇小說《短褲黨》，小說的名字是由瞿秋白起的，甚至整篇小說的架構也是瞿秋白擬定的，而且裡面的一個主角的原型正正是瞿秋白本人，還有，這個角色在小說裡的一段報告內容，也是直接由瞿秋白一篇政治報告改寫而成的，那麼，這篇小說可以算是誰創作的呢？從這些問題出發，我們同樣碰到關於「作者」的問題，但是，這裡的脈絡就完全不同了。

福柯的問題是從學院研究的脈絡中提出來的，但是，瞿秋白、魯迅和蔣光慈卻是從左翼政治的實踐中碰到這個問題的。可能他們根本不把這算作問題。但我們卻可以倒過來問，他們為什麼不把這個問題算問題呢？比如說，魯迅就很重視他自己的版權和稿費，他自己也受到「好的作家是天才」這類浪漫派觀點影響。為什麼在左翼的政治實踐中，他就可以放下這些有關「作者」的觀念，任由其他人用自己的名字發表意見呢？我在這裡不能夠詳細談下去，但是，我想，這大概跟左翼革命論述中集體和共同的烏托邦理想有點關係。因為大家都共同分享一個烏托邦的願景，所以他們便可以放下現代作家最為珍視的一己的名字和名譽。還有，就是集體的生產觀念，在這個觀念下，作品不再是個人的創作，恰恰相反，作品可以被重新理解為集體生產的成果。

這些考慮同樣牽涉到「作者功能」的問題，甚至「作者之死」的問題，但他的思考方向卻跟福柯和巴特完全不同。從中，我們可以引伸出兩條思考路線：一方面，它要求我們從不同脈絡的研究入手，進一步開拓文學理論的思考範圍；另方面，這整個思考跨越了至少幾個領域，比如說，文學和政治的關係、文學和經濟生產的關係等等。如果我們只從文學角度來理解左翼文學的實踐的話，我們的理解便有很多局限了。這個問題本身就要求我們越過現代文學為我們訂立的「純文學」的嚴緊界線，去尋找別樣的答案。

當「文學」不再單純是「文學」，它又可以是什麼呢？我們是否可以跨越文學專業和「純文學」領域的界限，重新理解和實踐「文學」呢？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在〈列寧和哲學〉（“Lenin and Philosophy”）中提出了一個說法，那就是，列寧從政治行動和實踐的領域出發，將「哲學」推到學院派哲學家無法忍受的臨界點上，因此，列寧的出現本身就意味著對「哲學」的徹底改造。那麼，當瞿秋白這些中國的列寧主義者同樣從政治行動和實踐的領域出發，將「文學」推到它自身的極限時，我們可不可以說，他們也帶來了「文學」的徹底改造呢？在這裡，不但「文學」的界線變得模糊了，而且，連「政治」的界線也開始溶解了。所以，我們才擁有了一種文學式的現代革命政治，正是這種「政治」，徹底改變了二十世紀人類的整體歷史命運。而「文學」也在「政治」中，轉化成一種嶄新的書寫實踐。

正是從上述的胡思亂想出發，我的腦袋裡出現了一大堆與文學和政治相關的問號。於是便有了這個「文學與政治」的專題企劃，假公濟私，借機求教於各方友好、師長前輩。

1. 在各種不同的政治領域裡，文學究竟意味著什麼？
2. 文學某些既有的操作模式或形式，究竟對政治有何意義？
3. 除了作為政治議題的圖解或宣傳工具以外，文學還可以怎樣介入政治的實踐裡？
4. 文學的介入是否可以改變政治的遊戲規則？如果可以，這種改變是如何可能的？
5. 某些政治議題進入到文學的領域後，它除了為文學增加了內容題材以外，是否還可以在文學形式上帶來革命性的改變？
6. 某些政治議題的介入，是否可以搖動文學既有的論述體制，改變這個領域的既定規劃？如果可以，在具體的案例中，這種改變是如何發生的？
7. 在我們的社會裡，重新把文學和政治連起來講，這個行動本身可以引發怎樣的新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會產生怎樣的社會和文化效應？


後記：本文原為《字花》第十三期（Apr-May 2008）「文學與政治」專輯的引言。該專輯收入的文章包括：

1. 黃子平：〈「左翼文學」新論〉
2. 游靜：〈你我的大衣櫃──同志創作之為一種政治運動〉
3. 李維怡：〈殺死人的作文題目〉
4. 吳國鈞：〈索多瑪的幽靈──論柏索里尼對薩德小說的電影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