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與怪獸

（本文曾刊於《明報》2008-2-14，刊登時題為〈實踐幻想的怪獸：顧城〉。）


假如你的情人走到哪裡都戴一頂帽子，這頂帽子是直接從褲腳剪下來的一截，他並解釋說，這是「我跟這個世界的邊界」；假如你的情人永遠像一個無法長大的八歲小孩，他每次出門都會迷路，沒有你引路，他根本哪裡都去不成；假如你的情人對你的愛，除了戀人之愛，還包括兒子對母親之愛，他會妒恨自己的親生兒子搶走你對他的愛，最終迫得你把親生兒子交給鄰居撫養；假如你的情人是著名詩人，但他卻偏偏拋棄自己在紐西蘭的大學的研究員職位，要求你跟他一起移居到奧克蘭外海的激流島，在那裡日久失修的破房子上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園；假如你的情人尤有甚者，要求你跟他另一個情人在這個荒蕪的激流島上，共同建立一個遠離世俗功名的烏托邦式的「女兒國」；假如你面對這樣的一個情人，你會怎樣反應？如果你是「正常人」，大概不用多想，第一個反應是咒罵一句「發神經」，然後用盡方法儘快擺脫這隻「怪獸」。

在當代中國文學史裡，這隻著名的「怪獸」便是「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顧城。大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罷。1993年，他的妻子謝燁遇到一名事業有成的德國華裔男子，在這名男子的熱烈追求下，開始萌生離婚的念頭。在稍早之前，他的另一名戀人英兒也與激流島上一位教氣功的外國老頭私奔出走。於是，當代中國文學史上轟動一時的殺妻自殺案件便拉開了序幕：1993年10月8日下午，顧城被發現吊死在激流島的一棵樹上，不遠處躺著被利斧打傷臉部的謝燁。謝燁最終延至當晚八、九時左右去世。

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大概都會有某個無法穿越的浪漫愛情幻象。這個幻象保留在虛擬的想像狀態時，是一個崇高潔淨的夢想；但當它被直接拉進功利的現實世界裡，便會立即在與現實的短路式撞擊中，化成一隻無法理解的猙獰怪物。在顧城的案例裡，他的「女兒國」理想源自他對《紅樓夢》的詮釋。他認為，《紅樓夢》展現了一種「女兒性」，這種「女兒性」通過女兒表現出來，或者說是女兒固有的那種微妙的天性，「與她相映的是：生命自身的甘美，與她相對的是：人間功過，妄求，芸芸眾生，所以這種女兒性和人世間的男性，並不相對，亦不相關，完全屬於不同的兩個範圍。」這種「女兒性」作為虛幻的夢想影像或許是清潔美好的；但顧城卻偏偏要跟功利的現實過不去，把他那個完全違背「常理」的非功利的夢想拉到現實裡：他把自己理解為生錯男兒身的女兒，希望能與兩名女兒在激流島建立一個「真實」的女兒國。於是，在社會主流道德的眼光裡，清潔的夢想成了幼稚和變態的慾望，而這個「真實」的夢想的崩潰也不過是時間問題。

當我們這些所謂「正常人」面對現實和夢想之間無法調和的撞擊時，我們會自動用某些能與社會主流道德相調和的替代物，置換我們內心那個丟人的愛情幻象，譬如以情人節送花給女朋友替代我們內心某個無法全然理解的浪漫愛情幻象。結果，我們都能依靠這個微妙的置換機制繼續在功利的現實中生存下去，並且以為自己沒有背棄自己的愛情幻象。對我們來說，顧城的案例是太「真實」、太赤祼祼了，正如台灣的顧城研究者張梅芳所言，「顧城的特色就是他不願意讓自己的思想跟行為分離，他的幻想要實現在生活之中，他的內在衝撞性格跟我們一般人最大的不同點，不是他激不激烈，而是他會實現，他要把它落實在現狀裡面，我想這反而是一件恐怖的事。」顧城比我們所有人都更能身體力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古訓，但也因此成了一隻我們都無法理解的「怪獸」。所以，我們惟一能面對他的方式，便是將他的案例貶為一件荒旦的文壇醜聞。他的案件曝光後，一時成為傳媒和文學界的談資，爭論的焦點不外乎，究竟顧城是一個瘋了的天才，還是一個冷血的、男性沙文主義怪物？但在這紛紛揚揚、七嘴八舌的議論背後，卻掩飾著我們的一個共同慾望：忘記顧城，忘記這首關於浪漫愛情幻象的既純粹又恐怖的詩作，繼續營營役役，生活在這個瞞和騙的人間裡。

圖片說明：顧城《沒法落地的石頭》（199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