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版本的「自治」實驗
（本文節錄自〈普遍智能與生命政治：重讀馬克思的〈機器論片斷〉〉第二節，該文已收入許紀霖、羅崗編：《帝國、都市與現代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
在《政治地解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的〈導論〉中，卡瓦爾（Harry Cleaver）指出，美國激進左翼「回歸馬克思」的思想取向基本上是在跟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的支配勢力相抗衡的環境中形成的。與此不同，意大利和法國激進左翼則在跟當地的共產黨和它所支配的工會等傳統左翼勢力的鬥爭中重新發現馬克思。在意法，跟傳統共產黨的鬥爭迅速地在工廠和社區中崛起，並演變成各種新形式的工人階級鬥爭。而無論在法國還是意大利，其本土的共產黨均試圖跟資本勢力連結起來，以圖壓制各種新興的反叛運動。[1]在法國，這一矛盾關係公開地展露於法共反對1968年5月的學生運動這個事件上。在意大利，自主主義運動（Autonomia）在1960年代崛起，則標誌著意大利共產黨在左翼陣營中的合法性危機。
所謂意大利自主主義運動，指的是1960年代以來從意大利社會底層群眾發展起來的一個激進左翼運動。自主主義運動所強調的是，在去中心和沒有層級架構的環境裡，勞動和日常生活實踐的自我組織能力。這個運動不但反對當時的蘇維埃模式以及史大林式的中央集權政黨，而且反對一切代表制或代議政制式的政治（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到了1970年代，自主主義運動成了一個包容有學生、勞工、女性和邊緣群體等不同性質成員的異質集團。[2]昆寧漢姆（Patrick Cuninghame）曾說：「1970年代中後期意大利的新社會運動――自主主義運動――亦以『工人自主運動』（Autonomia Operaia）而知名，它在20世紀後期歐洲的抗爭和社會對抗的歷史中扮演著一個關鍵的行動者角色。」[3]工人自主運動的成立固然是意大利自主主義運動的一個關鍵時刻，然而正如昆寧漢姆自己所指出的，自主主義運動作為一個從底層自發性地組織起來的激進社會運動，它的源頭可追溯至1960年代。[4]
在〈實驗室意大利〉（“Laboratory Italy”）中，哈特（Michael Hardt）把自1960年代到1980年代期間意大利的激進政治運動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自1960年代初開始，下迄1970年代初。這個階段，工廠工人構成了社會運動的「震央」。[5]正如昆寧漢姆所指出的，1945年以後，意大利的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開始跟以福特主義和凱恩斯主義（Fordist-Keynsian）為指導原則的社會集團聯結起來，這一聯盟基本上以意大利北部的傳統工業工人階級的利益為依歸。自1960年代起，一大群從南部移民到北部的非技術化工廠勞工開始自發形成多個自我管理的橫向聯合組織，這些組織獨立於社會民主黨和工會，形成了一股建制以外的政治新勢力。[6]當時，意大利的激進左翼學生和知識份子均把注意力集中於這股工廠以內新興的工人勢力。而這一時期的基本口號則是「拒絕工作」（the refusal of work），其意思並非拒絕創造性和生產性的活動，而是拒絕既定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工作。[7]
由於這一時期在工人階級裡出現了一股逐步脫離資本、政黨和國家而獨立自主的勢力，在理論上便相應出現了一股重新理解資本和勞動關係的思潮。這股思潮的先驅是工人主義者（Operaismo）特洪迪（Mario Tronti）有關工人反抗先於資本策略的說法。這種被稱作「鬥爭的顛倒」（inversion of struggles）[8]的說法把正統馬克思主義有關勞動和資本的關係重新顛倒過來，認為兩者關係的決定性因素不是資本對勞動的支配能力，而是工人對資本的反抗能力。[9]後來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福柯》（Foucault）一書中闡述福柯「反抗先於權力」（the final word on power is that resistance comes first）的說法時，曾在相關的註釋中說道：「在福柯對馬克思詮釋的作品中，有一種對特洪迪論點的回響……：即工人的反抗先於資本的策略。」[10]這裡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即日後內格里（Antonio Negri）和哈特在《帝國》中有關「帝國的政治行動和指令乃是依循諸眾（multitiude）抵抗行動的節奏而形成」的說法，[11]實際上亦源於特洪迪這種「鬥爭的顛倒」的說法。
此外，特洪迪在這一時期所提出的另一個具影響力的論點則是他關於「社會工廠」（social factory）的說法。這一說法源於特洪迪在1963年發表的〈資本的計劃〉（“Capital’s Plan”） 。[12]在這篇文章中，特洪迪集中闡述了《資本論》第二卷中有關循環和再生產的分析如何涉及到階級再生產的問題。這一洞見意味著把資本等同於「工廠」的說法是不恰當的。工人階級的再生產不但涉及工廠中的工作，而且涉及到家庭與社區中的工作。因此，工人階級在其中工作的「工廠」便被擴展至整個社會的各領域，這便是「社會工廠」的意思。如此一來，我們便需要重新界定「工人階級」，並把非工廠工人包納進這一新定義中。[13]因此，特洪迪認為，我們的整個社會已完全成了權力的一種表述形式；換言之，社會的整體存在邏輯已跟工廠的功能相混同，而工廠的寡頭統治亦已延伸到社會整體的各部分。[14]很明顯，這種說法跟我們在前言中討論過的內格里和哈特對「控管社會」的理解相一致。對於內格里和哈特來說，「控管社會」（control societies）實際上只是工廠、監獄和軍營的規訓邏輯向社會各領域進一步延伸的過程。先不談內格里和哈特，特洪迪有關「社會工廠」的論點實際上構成了意大利激進社會運動第二階段發展的理論依據。
意大利激進社會運動的第二階段指的是自1973到1979年這段短暫的時期。這個時期的激進鬥爭的焦點從工廠擴散到社會的整體，社會運動成了一種生活的模式。[15] 1968和1969年期間的暴動催生了一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左派團體，但這些團體卻無法應付由1973年石油危機所帶來的政治和經濟危機。此外，工會亦開始成功地把工廠工人的集會轉化成一些新設立的工廠代表委員會，如此一來，在種種不利因素之下，在前一個階段新成立的新左派團體開始被逐步瓦解。然而，這些政治團體的瓦解卻並不代表社會運動的消亡。一大批從上述的新左派政治團體走出來的活躍份子開始自行組織一系列性質各異的自主性地方組織，這些組織沒有全國性的協調和統籌機制，它們更多地趨向在「社會領域」（social territory）作即時性的介入和鬥爭。此外，在1970年代中期，由於工廠開始進行技術改組，以工廠為基礎的抗爭亦隨之減弱；然而亦在同一時期，以鄰里、學生、女性和邊緣青年為主體的抗爭活動卻開始活躍起來。隨著「社會工廠」的興起，前一個階段對工廠工作的拒絕和抵抗擴散到「社會工廠」的各個領域。於是工人自主運動便開始向各社會領域擴散，它最終發展成更廣義的自主運動。當時的新聞記者薄伽（Giorgio Bocca）把這一新出現的現象稱作「自主的群島」（archipelago of Autonomia）。[16]
在這個時期裡，「自我價值穩定過程」（self-valorization）是在各種性質不同的社會運動中共同分享的原則性概念。[17]這個概念出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與馬克思的另一個概念「價值穩定過程」（valorization）相對。對於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的價值穩定過程指的是資本透過穩定價格的機制，在勞動過程中抽取剩餘價值的過程。而廣泛點說，價值穩定過程則指涉著整個價值的社會結構，這個社會結構建基於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和抽取之上。相對於價值穩定過程，「自我價值穩定過程」指的則是一種關於價值的另類社會結構，這種另類社會結構並非建立在剩餘價值的生產之上，而是建立在生產共同體的集體需要和慾望之上。因此，在這一時期的意大利自主主義運動中，這個概念往往被用來指涉一些植根於地方和社區中的社會組織和福利形式，這些社會組織和福利形式均採取一種相對獨立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國家控制的運作模式。而在哲學討論的框架裡，自我價值穩定過程則被設想為一種社會過程，這種社會過程建構了一種內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卻又與之相抗衡的、另類的集體主體性。[18]因此，對於一眾自主論者來說，自我價值穩定乃是建構新社會形式的基石。[19]
然而伴隨著這些以橫向和沒有層級架構的組織方式建立起來的「自主群島」一起到來的，除了新型的社會和文化實驗以外，還有一批新近湧現的恐怖主義團體，其中便包括「紅色軍旅」（Red Brigades）這個組織。1978年，「紅色軍旅」綁架和暗殺了天主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ic）的主席阿爾多․莫羅（Aldo Moro）。這一事件導致內格里與工人自主運動的許多成員在1979年4月被捕入獄。在缺乏實質證據的情況下，他們竟被意大利當局指控策劃旨在反對國家的武裝暴動，組織武裝隊伍，綁架和暗殺阿爾多․莫羅。但必須指出的是，內格里本人曾公開反對「紅色軍旅」等秘密武裝組織。1983年，他跟維爾奴等十一名意大利知識份子在獄中共同撰寫了一篇文章，其中便批判了「黨人行動組」（Partisan Action Group）和「紅色軍旅」等秘密武裝組織崇尚暴力的行動取向。[20]總之，這一時期意大利社會運動的整體面貌是新型的社會和文化實驗與暴力形式的政治對抗纏夾在一起的混合狀態。[21]
伴隨著國家和資本的全面反撲，意大利的激進社會運動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期間進入了蕭條期，這也是意大利社會運動的第三階段。在政治方面，意大利政府在這段期間對激進政治組織進行了強硬的壓制。有關當局以檢舉恐佈份子為名，對另類社會運動團體進行了全面的打壓。數以千計的政治活躍份子被政府以非常狀態令之名拘捕入獄。非常狀態令容許政府以預防性拘留這個理由，在沒有起訴和指控的情況下，長期拘留被捕人士。法庭亦賦與了執法當局較大的權力，只要當事人與被指為犯了若干罪行的政治團體稍有關連，便有可能受到株連，被法庭起訴。一大批政治活躍份子不是被捕，便是躲藏起來或流亡國外，到了1980年代初，所有激進政治組織均被徹底殲滅。[22]內格里、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和皮帕爾奴（Franco Piperno）等思想家也在這一時期先後流亡國外，而維爾奴（Paolo Virno）則被政府以預防性拘留之名關押了三年。[23]
在經濟方面，激進社會運動在這一時期的象徵性失敗是飛雅特汽車公司（FIAT）的解僱事件。長久以來，位於都靈的飛雅特汽車廠一直都是工人勢力的核心據點。但隨著生產廠房的電腦化改革，飛雅特的管理部門成功推行了人力節約措施，並遲退了數以萬計的工人。在1980年代，依賴於最新形成的分散和彈性的生產模式（new forms of diffuse and flexible production），意大利經濟迅猛地發展起來，然而，由機會主義和犬儒主義所孕育的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卻同時蔓延和滲透到社會和政治的各領域裡。[24]在這一政治背景中，我們才能明白，為何內格里、維爾奴和拉扎拉托等思想家會持續關注和思考機器與勞動的關係以及後福特時代的非物質勞動模式等問題。
在《政治地解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的〈導論〉中，卡瓦爾（Harry Cleaver）指出，美國激進左翼「回歸馬克思」的思想取向基本上是在跟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的支配勢力相抗衡的環境中形成的。與此不同，意大利和法國激進左翼則在跟當地的共產黨和它所支配的工會等傳統左翼勢力的鬥爭中重新發現馬克思。在意法，跟傳統共產黨的鬥爭迅速地在工廠和社區中崛起，並演變成各種新形式的工人階級鬥爭。而無論在法國還是意大利，其本土的共產黨均試圖跟資本勢力連結起來，以圖壓制各種新興的反叛運動。[1]在法國，這一矛盾關係公開地展露於法共反對1968年5月的學生運動這個事件上。在意大利，自主主義運動（Autonomia）在1960年代崛起，則標誌著意大利共產黨在左翼陣營中的合法性危機。
所謂意大利自主主義運動，指的是1960年代以來從意大利社會底層群眾發展起來的一個激進左翼運動。自主主義運動所強調的是，在去中心和沒有層級架構的環境裡，勞動和日常生活實踐的自我組織能力。這個運動不但反對當時的蘇維埃模式以及史大林式的中央集權政黨，而且反對一切代表制或代議政制式的政治（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到了1970年代，自主主義運動成了一個包容有學生、勞工、女性和邊緣群體等不同性質成員的異質集團。[2]昆寧漢姆（Patrick Cuninghame）曾說：「1970年代中後期意大利的新社會運動――自主主義運動――亦以『工人自主運動』（Autonomia Operaia）而知名，它在20世紀後期歐洲的抗爭和社會對抗的歷史中扮演著一個關鍵的行動者角色。」[3]工人自主運動的成立固然是意大利自主主義運動的一個關鍵時刻，然而正如昆寧漢姆自己所指出的，自主主義運動作為一個從底層自發性地組織起來的激進社會運動，它的源頭可追溯至1960年代。[4]
在〈實驗室意大利〉（“Laboratory Italy”）中，哈特（Michael Hardt）把自1960年代到1980年代期間意大利的激進政治運動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自1960年代初開始，下迄1970年代初。這個階段，工廠工人構成了社會運動的「震央」。[5]正如昆寧漢姆所指出的，1945年以後，意大利的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開始跟以福特主義和凱恩斯主義（Fordist-Keynsian）為指導原則的社會集團聯結起來，這一聯盟基本上以意大利北部的傳統工業工人階級的利益為依歸。自1960年代起，一大群從南部移民到北部的非技術化工廠勞工開始自發形成多個自我管理的橫向聯合組織，這些組織獨立於社會民主黨和工會，形成了一股建制以外的政治新勢力。[6]當時，意大利的激進左翼學生和知識份子均把注意力集中於這股工廠以內新興的工人勢力。而這一時期的基本口號則是「拒絕工作」（the refusal of work），其意思並非拒絕創造性和生產性的活動，而是拒絕既定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工作。[7]
由於這一時期在工人階級裡出現了一股逐步脫離資本、政黨和國家而獨立自主的勢力，在理論上便相應出現了一股重新理解資本和勞動關係的思潮。這股思潮的先驅是工人主義者（Operaismo）特洪迪（Mario Tronti）有關工人反抗先於資本策略的說法。這種被稱作「鬥爭的顛倒」（inversion of struggles）[8]的說法把正統馬克思主義有關勞動和資本的關係重新顛倒過來，認為兩者關係的決定性因素不是資本對勞動的支配能力，而是工人對資本的反抗能力。[9]後來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福柯》（Foucault）一書中闡述福柯「反抗先於權力」（the final word on power is that resistance comes first）的說法時，曾在相關的註釋中說道：「在福柯對馬克思詮釋的作品中，有一種對特洪迪論點的回響……：即工人的反抗先於資本的策略。」[10]這裡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即日後內格里（Antonio Negri）和哈特在《帝國》中有關「帝國的政治行動和指令乃是依循諸眾（multitiude）抵抗行動的節奏而形成」的說法，[11]實際上亦源於特洪迪這種「鬥爭的顛倒」的說法。
此外，特洪迪在這一時期所提出的另一個具影響力的論點則是他關於「社會工廠」（social factory）的說法。這一說法源於特洪迪在1963年發表的〈資本的計劃〉（“Capital’s Plan”） 。[12]在這篇文章中，特洪迪集中闡述了《資本論》第二卷中有關循環和再生產的分析如何涉及到階級再生產的問題。這一洞見意味著把資本等同於「工廠」的說法是不恰當的。工人階級的再生產不但涉及工廠中的工作，而且涉及到家庭與社區中的工作。因此，工人階級在其中工作的「工廠」便被擴展至整個社會的各領域，這便是「社會工廠」的意思。如此一來，我們便需要重新界定「工人階級」，並把非工廠工人包納進這一新定義中。[13]因此，特洪迪認為，我們的整個社會已完全成了權力的一種表述形式；換言之，社會的整體存在邏輯已跟工廠的功能相混同，而工廠的寡頭統治亦已延伸到社會整體的各部分。[14]很明顯，這種說法跟我們在前言中討論過的內格里和哈特對「控管社會」的理解相一致。對於內格里和哈特來說，「控管社會」（control societies）實際上只是工廠、監獄和軍營的規訓邏輯向社會各領域進一步延伸的過程。先不談內格里和哈特，特洪迪有關「社會工廠」的論點實際上構成了意大利激進社會運動第二階段發展的理論依據。
意大利激進社會運動的第二階段指的是自1973到1979年這段短暫的時期。這個時期的激進鬥爭的焦點從工廠擴散到社會的整體，社會運動成了一種生活的模式。[15] 1968和1969年期間的暴動催生了一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左派團體，但這些團體卻無法應付由1973年石油危機所帶來的政治和經濟危機。此外，工會亦開始成功地把工廠工人的集會轉化成一些新設立的工廠代表委員會，如此一來，在種種不利因素之下，在前一個階段新成立的新左派團體開始被逐步瓦解。然而，這些政治團體的瓦解卻並不代表社會運動的消亡。一大批從上述的新左派政治團體走出來的活躍份子開始自行組織一系列性質各異的自主性地方組織，這些組織沒有全國性的協調和統籌機制，它們更多地趨向在「社會領域」（social territory）作即時性的介入和鬥爭。此外，在1970年代中期，由於工廠開始進行技術改組，以工廠為基礎的抗爭亦隨之減弱；然而亦在同一時期，以鄰里、學生、女性和邊緣青年為主體的抗爭活動卻開始活躍起來。隨著「社會工廠」的興起，前一個階段對工廠工作的拒絕和抵抗擴散到「社會工廠」的各個領域。於是工人自主運動便開始向各社會領域擴散，它最終發展成更廣義的自主運動。當時的新聞記者薄伽（Giorgio Bocca）把這一新出現的現象稱作「自主的群島」（archipelago of Autonomia）。[16]
在這個時期裡，「自我價值穩定過程」（self-valorization）是在各種性質不同的社會運動中共同分享的原則性概念。[17]這個概念出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與馬克思的另一個概念「價值穩定過程」（valorization）相對。對於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的價值穩定過程指的是資本透過穩定價格的機制，在勞動過程中抽取剩餘價值的過程。而廣泛點說，價值穩定過程則指涉著整個價值的社會結構，這個社會結構建基於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和抽取之上。相對於價值穩定過程，「自我價值穩定過程」指的則是一種關於價值的另類社會結構，這種另類社會結構並非建立在剩餘價值的生產之上，而是建立在生產共同體的集體需要和慾望之上。因此，在這一時期的意大利自主主義運動中，這個概念往往被用來指涉一些植根於地方和社區中的社會組織和福利形式，這些社會組織和福利形式均採取一種相對獨立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國家控制的運作模式。而在哲學討論的框架裡，自我價值穩定過程則被設想為一種社會過程，這種社會過程建構了一種內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卻又與之相抗衡的、另類的集體主體性。[18]因此，對於一眾自主論者來說，自我價值穩定乃是建構新社會形式的基石。[19]
然而伴隨著這些以橫向和沒有層級架構的組織方式建立起來的「自主群島」一起到來的，除了新型的社會和文化實驗以外，還有一批新近湧現的恐怖主義團體，其中便包括「紅色軍旅」（Red Brigades）這個組織。1978年，「紅色軍旅」綁架和暗殺了天主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ic）的主席阿爾多․莫羅（Aldo Moro）。這一事件導致內格里與工人自主運動的許多成員在1979年4月被捕入獄。在缺乏實質證據的情況下，他們竟被意大利當局指控策劃旨在反對國家的武裝暴動，組織武裝隊伍，綁架和暗殺阿爾多․莫羅。但必須指出的是，內格里本人曾公開反對「紅色軍旅」等秘密武裝組織。1983年，他跟維爾奴等十一名意大利知識份子在獄中共同撰寫了一篇文章，其中便批判了「黨人行動組」（Partisan Action Group）和「紅色軍旅」等秘密武裝組織崇尚暴力的行動取向。[20]總之，這一時期意大利社會運動的整體面貌是新型的社會和文化實驗與暴力形式的政治對抗纏夾在一起的混合狀態。[21]
伴隨著國家和資本的全面反撲，意大利的激進社會運動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期間進入了蕭條期，這也是意大利社會運動的第三階段。在政治方面，意大利政府在這段期間對激進政治組織進行了強硬的壓制。有關當局以檢舉恐佈份子為名，對另類社會運動團體進行了全面的打壓。數以千計的政治活躍份子被政府以非常狀態令之名拘捕入獄。非常狀態令容許政府以預防性拘留這個理由，在沒有起訴和指控的情況下，長期拘留被捕人士。法庭亦賦與了執法當局較大的權力，只要當事人與被指為犯了若干罪行的政治團體稍有關連，便有可能受到株連，被法庭起訴。一大批政治活躍份子不是被捕，便是躲藏起來或流亡國外，到了1980年代初，所有激進政治組織均被徹底殲滅。[22]內格里、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和皮帕爾奴（Franco Piperno）等思想家也在這一時期先後流亡國外，而維爾奴（Paolo Virno）則被政府以預防性拘留之名關押了三年。[23]
在經濟方面，激進社會運動在這一時期的象徵性失敗是飛雅特汽車公司（FIAT）的解僱事件。長久以來，位於都靈的飛雅特汽車廠一直都是工人勢力的核心據點。但隨著生產廠房的電腦化改革，飛雅特的管理部門成功推行了人力節約措施，並遲退了數以萬計的工人。在1980年代，依賴於最新形成的分散和彈性的生產模式（new forms of diffuse and flexible production），意大利經濟迅猛地發展起來，然而，由機會主義和犬儒主義所孕育的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卻同時蔓延和滲透到社會和政治的各領域裡。[24]在這一政治背景中，我們才能明白，為何內格里、維爾奴和拉扎拉托等思想家會持續關注和思考機器與勞動的關係以及後福特時代的非物質勞動模式等問題。
註釋：
[1] Harry Cleaver,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http://www.eco.utexas.edu/faculty/Cleaver/RCPintro.pdf), 64-65.
[2] Mark Cote, “The Italian Foucault: Subjectivity, valorization, autonomia,” Politics and Culture 3 (2003): http://aspen.conncoll.edu/politicsandculture/page.cfm?key=259
[3] Patrick Cuninghame, “The Future At Our Backs: Autonomia and Autonomous Social Movements in 1970s Italy,” http://www.iol.ie/~mazzoldi/toolsforchange/archive/papers/pap002.html
[4] 同上註。
[5] Paolo Virno & Michael Hardt ed.,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2.
[6] Patrick Cuninghame, “The Future At Our Backs,” http://www.iol.ie/~mazzoldi/toolsforchange/archive/papers/pap002.html
[7] Paolo Virno & Michael Hardt ed.,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2.
[8] Nick Dyer-Witheford, Autonomist Marxism, (Canberra: Treason Press, 2004), 7.
[9] Mark Cote, “The Italian Foucault,” http://aspen.conncoll.edu/politicsandculture/page.cfm?key=259
[10] Gilles Deleuze, tr. Sean Hand, Foucaul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89, 144n28. 福柯原本的說法，見Michel Foucault, “Sex,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Paul Rabinow ed.,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Ethics, Subjectivity, Truth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167.
[11] 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 Empire, 360-361.
[12] 這篇文章的英譯本題目是〈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Harry Cleaver,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70.
[13] 同上註。
[14] Mark Cote, “The Italian Foucault,” http://aspen.conncoll.edu/politicsandculture/page.cfm?key=259
[15] Paolo Virno & Michael Hardt ed.,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3.
[16] Patrick Cuninghame, “The Future At Our Backs,” http://www.iol.ie/~mazzoldi/toolsforchange/archive/papers/pap002.html
[17] Paolo Virno & Michael Hardt ed.,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3.
[18] 同上註書，頁264。
[19] 同上註書，頁3。
[20] 同上註書，頁227-229。
[21] 同上註書，頁3。
[22] 同上註。
[23] 正是在這一背景裡，我們才能明白，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為何會在1990年代以來持續探討跟「非常狀態」相關連的西方「主權」概念。
[24] 同上註書，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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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張歷君 / Cheung Lik Kwan at 4:5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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